邓中夏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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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4 09: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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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大学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洪炉。她在民主革命时期存在的时间虽不足五年,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我国民主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页。邓中夏在上海大学担任校务长的两年期间,为了上海大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坚持多措并举,实现了学校工作的规范有序;凸显学科特色,活跃学术氛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引领学校走向卓越;带头扶贫济困,帮助寒门学子顺利完成学业,使上海大学由一所“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迅速发展为知名的“红色学府”。

【摘 要】邓中夏;上海大学;二十年代;红色学府;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8-0031-08

1922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海大学(简称“上大”),是在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大革命背景下,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创办的一所大学,著名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为克服办学初期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于右任请共产党人参与“上大”的创办。中国共产党也希望通过开办学校,宣传马克主义理论,争取进步青年,培养革命人才,积蓄革命力量。1923年4月,经李大钊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总务长(后改称为校务长),实际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①在“上大”工作的两年时间内,邓中夏始终坚持以“传播革命理论,培养建国人才,推动革命运动”为目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使“上大”由一所并不起眼的弄堂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名家学者齐聚,并深为青年学生仰慕的著名“红色学府”,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和建设人才,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使其获得了“文有上大,武有黄埔”②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③的美誉。

一、多措并举,实现学校各项工作的规范有序

邓中夏初来“上大”时,学校教学设施简陋、学科专业偏少、教师严重不足,规章制度不全,各方面工作仍处于初创阶段。作为实际主持行政工作的校务长,邓中夏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各项工作中。他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拟定发展规划、延聘名师任教、完善行政建制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学校各项工作的规范有序。至1924年春,“上大”的学生由起初的160人增加到近400人,教师发展到50多人,校址也迁到当时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学校规模和影响都得到扩大,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办学宗旨

邓中夏到“上大”就职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上海大学章程》。“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搜集了不少参考资料,是用十行红格纸写的,规划宏伟,并确定了‘上大’的教育方针”。①这一章程的最大贡献就是鲜明地提出了“上大”“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②为办学宗旨。邓中夏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这一宗旨的由来作了解释。“我们在这国际压迫和国内扰乱的时代和环境之场合中,使我们大家都觉得建国是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我们教职员和学生虽没有一种事前的会商和协定,确实不谋而合的凝成一种共同的意识和希望。所以上大的宗旨,便不客气把‘养成建国人才’六个大字规定下来”。③邓中夏还进一步指出这一宗旨中“‘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建国方略中应有的而且必要的一种手段,故宗旨条文虽为两项,实际却只一端”。④由此可见,邓中夏的办学宗旨是以“促进文化事业”为手段,目的则是培养能够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引领和推进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建国人才。宗旨在学校章程中确立后,“上大”的师生始终都牢记这一宗旨,并为此而努力奋斗。老师们经常是在拿很少的薪水,甚至是欠薪的情况下辛勤工作;学生们在教学设施简陋和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潜心学习和研究,并能积极参与上海的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充分体现出为实现建国目的的一片“耿耿孤忠”,⑤使得“上大”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和生气,最终得以发展成为一所为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慕和向往的“红色学府”。

(二)拟定未来规划,确立发展蓝图

“上大”成立的时间较短,软、硬件方面的力量均比较薄弱。邓中夏来到上海大学之初就抓紧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在他的主持下,一份规模宏伟的学校发展规划很快就制定出来。在规划中,邓中夏提出总共用六年的时间分三期扩充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每期定为两年。计划的具体安排是:第一期(1923年秋至1925年夏止)主要建设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学生寄宿舍和运动场,添办社会学系、绘画系和俄国文学系三个系;第二期(1925年秋至1927年夏止)建设文艺院、中学部、体育馆并大会堂,添办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史学系、德国文学系和音乐系五个系;第三期(1927年秋至1929年夏止)建设行政厅、教员寄宿舍、美术馆,添办法律学系、哲学系、心理学教育系、法国文学系和雕刻系五个系。⑥根据这一规划,“上大”在1923年9月秋季开学时,“改‘国文组’为‘中国文学系’,‘英文组’为英国文学系。——‘美术科’仍旧。并新招‘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各一班”。⑦

为了实施学校发展规划,邓中夏先后被推选为上海大学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长和建筑募捐委员会委员,负责新校舍的建筑及募集所需的款项。他承担了这些重任后,多次主持召开“上大”行政委员会会议,对校舍及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计划及募捐办法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相关决议,还亲自陪同工程师对学校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学生宿舍等新建筑进行实地测量。⑧尽管该发展规划由于“上大”先后被租界内的外国巡捕和蒋介石派遣军队查封等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对“上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社会学系和中国文学系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使得“上大”由一所校舍和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变为一所独具特色、国内闻名的大学。

(三)延请名师任教,提升教学质量

多年的求学经历,且有着任教和办学经验的邓中夏深刻认识到:教师水平的高低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关键。因此,他在学校行政委员会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下,大力革新,先后延聘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社会声望较高的名家学者来“上大”任教。如,聘请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任弼时、蒋光慈等到社会系任教;聘请沈雁冰、俞平伯、田汉、周建人、朱自清、郑振铎、傅东华等人到中国文学系任教;①聘请周越然、孙邦藻等到英国文学系任教。邓中夏本人也身体力行,在身兼数职,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在“上大”附中部亲自讲授伦理学和公民学课程。

这些教师不仅理论和学术水平较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热心于教育工作的有识之士”,“尤其是许多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培养‘建国人才,备为世用’,在担任学术译著和繁重的社会活动的同时,更是精心于‘上大’教务改革,‘乐得英才而教育之’”。③因此,他们在教学时高度负责,总是满怀热情地指导和帮助学生,直到学生对所教的理论完全理解为止。据当时“上大”的学生回忆,蔡和森在授课时,“每讲到关键的章节,总是旁征博引,讲得详尽明确”。④恽代英“讲课时热情洋溢,声若洪钟,往往汗流浃背”。⑤正是这样一批优秀教师以渊博的理论知识和高度负责的教学态度,使得“上大”的教学质量迅速提升,学生的知识和理论水平提高较快,学校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四)完善行政建制,确立学校秩序

“上大”成立之初,在校务和教务的管理上很不完善,缺乏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严重影响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1923年6月,邓中夏首先主持制定了《上海大学暂行规则》,对校长的选任,董事会、评议会的设置,总务处、教务处的职权,学制和经费作了初步规定。⑥在校务最高决策机构上,邓中夏提出设“评议会”作为最高机关。⑦此后,“评议会”又改设为“行政委员会”,作为学校正式的最高机构。行政委员会以校长,学务长,校务长,及各系部主任为当然委员,另由教职员选举四人为委员,校长为委员长,开会时以校长或其代理人为主席。⑧在校董事会的设置上,邓中夏于1923年8月主持召开上海大学评议会第一次会议中决定组建校董会,聘请孙中山为名誉校董,蔡元培、汪精卫、马君武、李石曾、章太炎、张溥泉、马宝山、张静江等为校董,⑨并在同年12月制定的《上海大学章程》中将校董会的职能规定为“规划本校经济,辅助本校进行”。⑩此后,邓中夏根据校务管理和教学实践,又先后制定了《行政委员会议事细则》、《学务处办事细则》、《校务处办事细则》等各项规章制度,将学校章程中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步入正轨。

二、凸显特色,使学校迅速发展为知名的“红色学府”

邓中夏除了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上海大学的各项工作走向规范有序外,还将主要精力放在创办社会学系,加强学科建设;开设特别讲座,成立研究团体;引领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工作上。这些工作首开在中国大学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活跃了学术氛围,是使“上大”从一所并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发展为知名的“红色学府”、“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①的关键性因素。

(一)创办社会学系,强化理论教育

于右任在请李大钊帮助办好上海大学时,李大钊向他提出,“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上海大学应开办社会科学系,并以它为办校重点,培养国民革命骨干”。②李大钊不仅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还介绍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于是,邓中夏到“上大”后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决定创办社会学系,聘请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并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将社会系作为发展重点。自1923年秋季学期起,“上大”社会学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系开始正式招生,成为当时中国大学的首创。“邓中夏和瞿秋白立意把上海大学办成在社会学系方面有特色的学校”,③通过这个教育平台公开而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

为了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邓中夏、瞿秋白计划在社会学系开设必修课:“社会学原理、社会学通论、社会学史、社会进化论、中国社会变迁史、西洋社会变迁史、东亚各国社会变迁史、现代社会、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社会主义史、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及经济史、政治学及政治史、法律学及法律学史、历史哲学、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统计学、罗马法、中国近百年史、西洋近百年史、外国语”。④还开设了相关的选修课:“国际法、宪法、民法通论、刑法通论、商法通论、行政法通论、各种政府组织大纲、政党论、财政学、货币论、银行论、农业财政、商业政策、工业政策、社会政策、两性问题、世界语”。⑤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课程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从已开设的课程中看,共产党人任教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不少人在中共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在这些课程中,他们有的直接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讲解蓝本,有的通过讲义来阐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自己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作深入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如瞿秋白“讲授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及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参考苏联郭列夫著《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及布哈林著《唯物史观》编撰讲稿,刊入上大社会科学讲义,为社会学系主要课程”。⑥当年“上大”社会系学生阳翰笙回忆当时的学习情况说:“瞿秋白讲《社会学》,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恽代英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英文版),邓中夏讲工人运动,就是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讲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讲各国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工人运动情况。除任弼时教俄文课外,其他人都是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又是党的领导人,这些课程对我们启发很大”。⑦

除了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各科课程外,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也都开设了社会学和哲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也多由社会学系教授来授课,使马列主义理论理论在“上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要是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他系也都受马列主义影响”。①

“上大”不仅在校内普遍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各门课程,而且在课程的讲授上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度重视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如蔡和森在讲婚姻制度的变革时,就通过详细列举当时的社会现象,生动地说明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②邓中夏针对学生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缺乏实际锻炼的特点,深刻地指出这种特点容易导致其在革命中出现软弱性,并强调“这种软弱性,只有在实际斗争中,经过刻苦的锻炼,才能得到彻底的克服、解决”。③因此,他要求学生们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锻炼,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二是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许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到上课时,则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很多活材料,突出重点,按照同学们的实际水平,进行实际讲解,并组织适当的课堂讨论”。④如:张太雷在授课时习惯于就某个社会问题开展热烈的课堂讨论,在讨论含有争议的问题时,往往会拖延一两小时,连夜饭也满不在乎。⑤通过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课堂教学,使得“上大”社会学系的课程内容虽多,但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的情况却较好。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面,“上大”还于1924年5月在校内设立了书报流通处,为师生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如:《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共产党宣言》、《中国关税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等。⑥这些著作和书籍,较全面地宣传了社会主义,揭示了革命的发展前景,批判了各种形式的错误思潮,为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和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采取多项措施,活跃学术氛围

为了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推动学生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邓中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开设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家或社会名流来校作演讲。自1923年春到1925年上半年,“上大”举办了多次特别讲座,先后邀请李大钊、戴季陶、马君武、胡适、杨杏佛、章太炎、郭沫若以及美国社会学者华德做演讲。在寒暑假期间,“上大”还发起组织了“夏令讲学会”、“寒假读书会”等活动。其中,1924年的夏令讲学会由上海大学发起,复旦大学、南洋大学和东吴大学等共同举办,以“利用暑期休假研究各种学术为宗旨”,共进行了为期八周的讲学活动。⑦先后“共有海内外名流、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⑧“上大”的影响力也由此日益扩大。邓中夏还亲自在本次夏令讲学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劳工问题》的演讲。这些特别讲座和学术报告,有的宣传马列主义,有的“讲解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政纲”,⑨有的学术性很强,有的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在观点上也并不一致,但对学生开阔视野,拓展思路起了很大作用,也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二是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社团,活跃学习和研究氛围。在邓中夏的支持下,“上大”学生在1923年下半年先后组织了各类团体。这些社团“一般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结合起来”。①这种现象与社会学系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并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着很大关系。如,1923年11月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会”,其宗旨为“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②该会成立不久,先后邀请李大钊、恽代英作和杨杏佛作相关专题的演讲。再如,同在1923年11月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山主义研究会),“主办《中山主义》周报,恽代英、马凌山等撰稿,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抵制、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性”。③又如,1924年1月成立的“孤星社”,以“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进社会”④为宗旨,出版旬刊《孤星》,并聘于右任为名誉社长,邓中夏等为顾问。邓中夏与其他老师一道,共同参与了这些社团及其刊物的创办活动,并在邀请名家学者到社团作演讲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协助,使得学生社团活动得到蓬勃开展,学术交流进一步活跃,学习氛围也进一步浓厚。

(三)理论联系实际,引领社会活动

邓中夏不仅通过创办社会学系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大力倡导“读活的书”,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直接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一是创办平民义务学校和工人学校,使学生在知识普及和理论宣传中锻炼自己。为了推动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邓中夏充分运用自己在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经验,在“上大”组织学生创办平民学校。他亲自主持召开上海大学“平民教育大会”筹备会议,并在大会报告中阐明了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开办上海大学“平民义务学校”,并在师生中公推卜世畸、程永言、马建民、刘华等八人为学校执行委员。⑤1924年4月15日,平民义务学校正式开学,校址就设在“上大”新校区内,学生都是学校附近的工人及他们的子弟,学校免收学费,并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办学之初按照学生们的文化程度分级招收,共两级四班,有学生360人,到同年11月,发展到三级六班,有学生460人。教员均由“上大”师生担任,很多“上大”的学生就是由此开始参加社会活动的。此后,邓中夏又引导“上大”进步师生先后在吴淞、杨树浦和小沙渡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班等。这些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补习班也均大多由“上大”学生轮流作教员。通过这些学校的开办,“上大”师生与上海的工人开始结合起来。

二是创办工会组织,使学生与工人进一步结合,培养他们的活动与组织能力。除了创办工人学校,邓中夏还经常派“上大”的师生到工厂和工人的家中,他曾对一批深入工人区的女同学风趣地说:“你们能到工人家去是好的,能决心这样做,说明你们已有很大的进步。只是——去了要注意,不要怕脏,不要怕工人身上有油泥,应该像对待亲人那样亲切地对待他们”。⑥这使学生与工人进一步结合,为他们以后直接参与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1924年6月,上海13家丝厂的一万四千多名女工爆发了罢工,就有很多“上大”学生参加了这次斗争。此后,“上大”学生还先后参加了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其他一些工厂的罢工运动。这些罢工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消沉局面,工人运动开始走向复兴,工会组织也逐步恢复。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24年9月1日,邓中夏在小沙渡领导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上大”学生刘华由于长期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树立了较高的威信,被推选为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同年年底,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小沙渡和杨树浦的各工厂也都建立了秘密工会组织,将工人紧密团结起来,为在上海开展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奠定了基础。“上大”的学生也由此积累了发动和组织工人的经验。

三是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罢工运动,使他们在革命斗争的淬炼中迅速成长。1925年2月,上海日商的二十二家纱厂的四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拉开了五卅反帝运动的序幕,史称“二月大罢工”。“上大”师生在邓中夏等的带领下,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各工厂进行宣传,并组织募捐队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以维持罢工工人的正常生活,①为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参与罢工的“上大”的学生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锻炼,他们将自己所学的社会学理论知识集中运用到罢工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培养了革命精神和活动能力。在不久后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学生始终在运动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并作出了重大的牺牲,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与邓中夏坚持长期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邓中夏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创办平民义务学校和工人学校,组建工会组织,参加工人罢工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也较大地增强了他们参与和组织革命运动的能力与勇气,为他们今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三、扶贫济困,帮助寒门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当时,“到上海大学念书的学生中,穷学生特别多,这是上海大学学生不同于其他大学学生的一个特点”。③为了帮助这些寒门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培养更多的革命人才,邓中夏将他的大部分薪水来资助贫苦学生,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如,刘华来到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时,邓中夏不仅负担了他的学费,还负担了他在伙食费、书籍费和生活零用钱上费用;④钟复光自重庆到达上海后,邓中夏安排她住在向警予家,介绍她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并负担其一切食宿费用;⑤还有同学因罢工失业,也经常得到邓中夏的帮助。为了使贫困学生不致因交不起学费而耽误学业,学校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办法,“凡是一时无力缴付或不能一次缴清整个学期所需费用的学生,可以缓交或分期交,但要有本校教职员的书面担保,如果到期不交,即在保人的薪水内扣除”。⑥而找邓中夏担保的学生往往是最多的,有时自己的薪水不够扣除学生的学费时,他只好将学费从部分党员教授的薪水中扣除。甚至有几次实在付不出老师的薪水时,邓中夏就让会计将所剩不多的钱先发给一般教授,待学校经费宽裕时再补发党员教授的薪水。①此外,邓中夏还通过上海大学学生会服务部设法为贫困学生到报社、书店和青年会等介绍兼职,并“经常动员经济比较宽裕的同学,捐助一些旧衣服、旧鞋袜去帮助困难同学”,②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正是在邓中夏的热心帮助下,许多在“上大”就读的寒门学子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并成长为在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和骨干。如,刘华后来成为邓中夏开展上海工人运动的得力助手,并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工会领袖,后被北洋军阀孙传芳逮捕后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钟复光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尤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任指导员期间培养妇女骨干工作中作出了贡献。

四、结语

1925年4月,邓中夏受中共中央的委派,赴广州开展工作,从此离开了上海大学。在两年的时间内,邓中夏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杰出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勇于开拓,大力革新,使“上大”发展成为名家学者云集,青年学子众多的著名“红色学府”。据当时担任“上大”中文系主任,后又接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职务的陈望道后来回忆,“在上大的改组和扩大过程中,邓中夏起了很大的作用”。③邓中夏在“上大”时的同事许德良也回忆说,“邓中夏是上大的奠基人”。④足见邓中夏在“上大”取得的杰出成就。在“上大”先后走出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他们之中有为民主革命牺牲的何秉彝、刘华、郭伯和、何挺颖、李硕勋、秦邦宪等,有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等,还有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杨尚昆等。邓中夏在“上大”所取得的功绩,所留下的奋发有为、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应该为人们所铭记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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