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时期（1931—193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省运动。其初衷固然是為着克服战争环境下物质和经费短缺的困难，其意义却远大于此。而运动触及各个领域，深入军心民心，产生了很大影响。
节省是临时中央政府一项既定的执政原则
节省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身为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地继承了它，而且经由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条例、决议、指示等规范性、强制性文件，确立为苏维埃政府的执政原则。
1932年2月6日举行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六次常会，即议决通令各级政府开展节俭运动，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2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人民委员会的通令全文。通令针对过去各个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在财政未统一时，存在许多浪费、随意滥用公帑的现象，郑重申明“这是苏维埃政权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为此中央政府指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乱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同时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配合通令的颁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同日的《红色中华》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为准备充分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方面要努力发展苏区的一切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更要努力举行节俭运动，使大部分经济用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我们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由此可见，体现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优秀品质和阶级意志的节俭精神节俭行为，已纳入临时中央政府强制力范围。
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切实执行工作检查的命令中，严厉批评了许多地方政府执行临时中央政府法令条例迟缓，甚至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命令各地立即切实执行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对一切不执行上级命令和工作不积极的要予以革命纪律的制裁”。在要检查的“最为重要的六个问题”中，就有“节俭经济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各级政府做到了什么程度，成绩怎样”这一个。命令还规定了各级政府进行工作检查的限定日期和办法，申明“须严格遵守执行，不得稍有疏忽”。这里面的强制节俭意味更显著更浓烈。
3月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在关于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努力帮助红军的第4号通令中，把节俭经济反对浪费列为现在就要“马上去做的”“几件具体工作”中的第一项：为发展革命战争就要把所有地方政府收入的各项进款，除留用费外，尽量缴纳到上级政府来，“同时应尽量节省，凡是政府不必要的工作人员务必裁减，政府机关的办公费在目前至少须照原有预算减少四分之一，谁是滥费就要坚决反对，大量的节省金钱来帮助红军的必需费用”。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临时中央政府连发三个法令，并配发一篇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署名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社论，足见节俭经济已法定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一项执政原则。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还在给各级政府的工作指示中，反复强调要注意贯彻执行节俭经济这一执政、施政原则。1932年3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中指出：“对于节俭经费，帮助发展革命战争更要切实讨论，大会应该坚决的反对过去各级政府随意浪费经费的严重现象，并规定惩戒以后浪费经济的办法”。3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中，强调指出瑞金工作要“坚决执行春耕、节俭、参加革命战争的训令，并根据训令拟定具体办法切实做去，随时将执行情形向上级报告”。6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致电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军区，指示该省“各级政府要节俭一切费用供给革命战争经费，努力开辟财源”。6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指示电中，要大会提出“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的要求，严惩贪污浪费。嗣后又在对于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中强调：节俭运动仍要继续的去进行。
一直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后，中央政府对节俭经济的强调仍在继续，而且更加鲜明更加坚决。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对大会作报告时指出：苏维埃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为了使节俭经济的原则化为各级政府、红军部队、群众团体，以及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是决议归决议，行动归行动，临时中央政府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活动即运动，来推行节俭经济原则。早在1932年2月17日颁布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号通令中，就提出了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同时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地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地自动地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在稍后颁布的第4号通令中，中央人民委员会又指示各地政府“要发动群众的节粮运动，不要滥耗谷米，以便节省下的谷米，来帮助红军”。连同节省金钱这些工作，“在群众中可用革命竞赛方法，区与区、乡与乡来订条约竞赛，胜利者给名誉奖及红旗奖”。
1932年7月上旬，在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布置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郑重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分开来看为数甚少，但集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在这里，节省运动的意义更深入到精神层面了，就是要通过节省运动，不仅节省钱和物，还要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而“这是万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