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些国人写的域外游记,很佩服有些作者即便国外待一两周也能写出很长的观感。而我,现在还说不出我在哈佛的这些不算短的日子做了什么。如果说的话,我只能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几乎没有开什么会,没有听学校领导讲话也没有给老师讲话,没有填写各种需要说明创新了什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何的表格,没有听到此起彼落地称呼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没有安排学院的创收工作,也没有接到匿名信、诬陷信之类的信件……这时,我知道自己到国外了,在国外的大学了。在国内时,常常有些恍惚,不知自己在大学,还是在机关和公司。
据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惯例是,学校领导的头衔只叫到校长,其他什么“长”大多不必叫了。我没有见过哈佛现任的校长,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一次闲聊中,朋友说到哈佛第二十七任校长萨默斯,一个最有争议的哈佛校长。中国的教育界,特别是政界、经济学界对萨默斯的经历并不陌生。此公先是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然后出了校门,做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做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按照我们这边的标准,萨默斯是个“又红又专”的部级干部,当年在众多的人选中脱颖而出就任哈佛大学校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比照国内的一些“九八五”高校和萨默斯的部长身份,哈佛大学的校长至少是副部级;而实际上,即使是退下来的美国总统,也未必能够担任哈佛校长,可见哈佛大学与级别没有关系。依我们当下中国人的思维,萨默斯被遴选为校长,除了他是著名学者外,可能与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有关——在这岗位上待过的人,应当有办法有关系去筹款。萨默斯知进退,文理学院的“教授会”投了不信任的票；又要再投,他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萨默斯当年就职演讲一开始,就引述前任校长霍约克的话:“如果有人希望变得谦虚及受到羞辱,就让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真是谶语……这些细节,在中国也广为传布。萨默斯的这段经历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我想,“教授会”有力量“去行政化”,迫使校长辞职,也是启示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现代大学的体制之中需要行政,自然无法“去”,但“行政化”了,累积的问题已到了不能承受之重的地步。汉语中的这个“化”字太值得推敲和玩味了。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说大学领导众多:厅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确实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校级领导之间的级别差异也颇有趣。同样是校长或者书记,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而级别的确定,大概是按照大学的层次来决定的。同样是副校级领导,在副部级大学里,若是“常务”便是正厅级,其他是副厅级。有的副厅级校领导,则在某个时候,比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加了括号说明是“正厅级”,这类领导一般都是“资深”者。这样一个定级的方法,其实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换言之,我们的制度设计催生和扩大了大学的“行政化”。以级别的高低确定岗位与单位是否重要,这一“中国特色”在大学过于鲜明了。
奇怪的是,即便如此,高级别的大学和大学领导,一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行政单位,而说是事业单位。大学以学术为本位,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就学术论学术,在中国的大学许多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觉得行政级别是最重要的,为何又有那么多已经是副厅级、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做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正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有时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我在网上看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二○一○——二○二○)》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有大学“去行政化”的条款,不禁欣喜。但随即又在网上读到热议此问题时一些大学校长的发言,又不免失望。某校长担心去掉学校的级别,到政府部门办事难。这说的是大实话,教授看到的是学校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校长看到的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去行政化”的主要意义,应当是还大学以学术本位。而政府部门能否按大学的教育规律办事,在本质上也是还大学以学术本位。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在1933年12月北大33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忘尽科举,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
“文化运动时期”及后来的北大,风气确实变了。老北大的人回忆说,在学校当着胡适或者顾颉刚的面,不会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说上几句应酬恭维他们的客套话，更从来没有听见过张口“院长”闭口“主任”的称呼。这不只是说学生的变化,其实也彰显了教授和“领导”的风范。老师和学生,构成了学校单纯的关系。以学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的风气,对学生的做人做事都有深远的影响。现在的大学在各种场合都会介绍校友中的成功人士,以显示学校的成就,通常会说到官员,再加上企业家,有院士的学校也请院士就坐主席台。注意一下各类校庆活动主席台上就座的人员,就能知道当下大学的取向。同学聚会,师生聚会,也首先会说到谁官运亨通,谁财源滚滚。对此,柳存仁先生在1940年的文章里说,如果谁肯说这样的话,“那如果不是这些话有资格被大家认为最无聊最讨厌的腐化滥调,就是大家会指摘谈说这些话的人的本身,大约是一个智慧商很低很低的低能儿”。大学自然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出了校门后成为官员、企业家的人才,但大学本身不是政府,不是企业。
我查阅文献,那时的北大,除了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14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教育部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现在看来,“领导”这个词,应当逐渐从中国大学消失了。
(荐自2010年第12期《读书》插图：陈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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