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客人亦已承诺，正在难分难解之时，长官公署的交通处长严家淦（静波）先生，走过来替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他说他在上海尚有公务急待处理，他愿让出机位给我。由于严先生的谦让美德，才成全了我那时的台湾之行。
我和台湾朋友的结交，始自留日帝大时代。但直到抗战末期，才对朝鲜独立与台湾光复运动发生进一步的联系。关于朝鲜独立问题，这里暂且不谈，台湾光复运动的朋友，则因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同志的关系，结识了不少。台湾光复后历任外交部驻台湾特派员、台北市长和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琴兄，就是我在民国卅年兼任外交部情报司长时的帮办。丘念台、连震东、李万居、刘启光、游弥坚、谢南光等几位先生，亦都由王芃生介绍在重庆结识的。陈仪在重庆主办台湾干部训练班之时，我还曾去讲演一次，因而认识了更多与台湾有关的朋友。前“行政院”政务委员蔡培火先生，在日寇投降后首先赶到重庆，我们曾由王同志陪同畅游北碚温泉。九月九日南京正式受降典礼时，林献堂、罗万俥、陈炘诸先生亦都曾来南京聚晤。除了谢南光那时准备前往日本参加驻日代表团工作外，其余的几位台籍朋友，都已在台湾，所以我想去台湾，还不致太寂寞生疏。我也就在上述的心情下，临时决心随同陈长官和长官公署的几位处长，走上专机，飞来台北。
在飞行途中，陈长官已将前进指挥所的概略情形告诉了我，他是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综揽台省军政大权，事实上他也是军人出身，而兼有中央和地方行政经验的大员。他说前进指挥所系由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为主任，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为副主任，混合两机构干部，已于九月底在重庆成立，并已于十月五日先行进驻台北。我说军政两方的统一指挥，正好避免摩擦冲突，再加时间上，由于陆军总部已于九月九日在南京正式受降，冈村宁次已很了解我国政策，态度亦很合作，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我亦曾在南京晤面，我想台湾军事受降方面，不致有何问题。最重要的是京沪收复地区这将近两个月来的情况，由于金融政策、经济接收以及军政摩擦的结果，国土虽已收复，而民心则已背离，搞得乌烟瘴气，好在台湾孤岛，远离大陆，只要长官为国为民，负起一切责任，慎始慎独，敢作敢为，确保这一片国土民心，必可大有成就云云。我第一次和陈长官在飞机上的单独长谈，印象很好，我觉得他很坦率诚挚，勇于负责，而对我的谈话，也能虚心倾听，他知道我将出使外邦，我的台湾之行，全无自私企图，所以对我的态度，也很礼遇谦敬。我以后在台北的一个星期，和他朝夕同处，他始终待我以“客卿”之情，事事相商，我亦执后辈之礼，尽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责，使我在那一段短期间的工作，虽很忙碌而极感愉快。
台湾光复日前后
我们的专机，在正午前不久，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场内挤满了警备总司令部和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以及日军高级军官和总督府的高级官员，而场外则挤满了一般台湾老百姓。我在机场内发现了不少台省籍的和其他省籍朋友，我们寒暄欢谈片刻后，陈长官坚邀我和他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开始向市内进发，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我在车里向陈长官说：这样欢迎的行列，要比何总司令抵达南京的情形，更为热烈，这亦可见国土和同胞，沦陷愈久，其重归祖国怀抱的热忱亦愈烈，真是感慨万千。我们汽车行经总督府（即今“总统”府）和总督官邸（即今台北宾馆）时，我忽然触景生情，向陈长官建议最好不住总督官邸，并将总督官邸公开，任凭老百姓游览。陈长官告诉我他早有此意，已经吩咐另行安排住所，不过当采纳我的意见，把总督官邸公开。我们的汽车，终于到了陈长官的“临时官邸”。这所坐落在市内南昌街的日式房屋，原系台湾电力会社日籍社长的住宅，楼上有两间十叠大小的卧房，两间四叠半的小书房，陈长官就邀我和他两人分别暂住。这所住宅，后来人家因为房主陈仪和曾在台电公司的总经理刘晋钰，都不得善终，认系“凶宅”，现已拆毁重建为台电公司附设的一所小型医院了。
当天下午晚间，陈长官忙于接见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秘书长、副主任范诵尧副参谋长以及警备总司令部柯远芬参谋长等各级主管和副主管，听取报告并准备明天十月廿五日的正式受降典礼，我都在座旁听。晚餐后，我征得陈长官同意，由谏山参谋长陪同往访驻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总督府的代理总务长官须田亦参加谈话。他们就军事和政务情况，向我作了一项概括的报告，态度都很合作。我告诉安藤：日本和他们大家的前途，将全仗一个强盛的中国，并说明了蒋委员长的宽大方针和我在南京与冈村接洽的经过，要安藤转饬他的军政双方的部属，好好地接受陈长官的命令，全力协助中国军政人员，顺利完成接收以后，他们亦就可被遣送归国，最后我并嘱须田代理总务长官于翌日下午率同总督府其他各局局长及金融银行界主管，前来陈长官官邸检讨全台行政政策问题，他们一一允诺，我也就辞别回去向陈长官报告。我当时对安藤的那段谈话，陈长官亦很同意。可是后来我引以为憾的，就是在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廿日，看见报载安藤利吉因被判为战犯，在台湾法院狱中自杀身死，这件事直到卅六年四月，陈长官在上海告诉我说是因为驻台日军，曾在战时虐杀美国空军俘虏，美方坚持安藤应负责任，故判为战犯云云，我才明了个中内幕。
十月廿五日晨六时半前后，我正待起床，副官进来悄悄告我，陈长官已于六时起身，正在等我起来一同早膳，我赶快起来整装盥洗，七时整，陈长官和我同进早餐。他问起我何总司令在南京正式受降典礼的情形。餐后，已有一批各级官员等候向他请示，我在一旁校阅他预定在受降完毕后对全省同胞的广播原稿。十时前不久，我和他同车前往公会堂即今台北市中山堂，参加了台湾受降典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后退席，陈长官就开始广播，声明从那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那时台北市四十余万市民，家家悬灯结彩，舞龙耍狮，一时爆竹锣鼓之声，响彻云霄，我在旁观礼，又一度感到胜利的到来。
下午，陈长官去参加各界人民代表庆祝台湾光复大会，我却留在官邸接见须田代理总务长官等总督府各主管及台湾银行日本银行人员，我听取了他们有关台湾政务粮食财政金融工矿交通的各项简报和他们各人的意见，特别着重金融和粮食的问题，并要他们听从长官公署命令，分别向各主管处人员按册点交并协助一切，所有技术工作人员，非有命令，不得擅离职守。
晚餐后，我向陈长官报告会谈经过，和他商量以后几天的繁忙日程及若干重要方针，我把我在京沪收复地区这两个月来的经验和我们政府人员的错误，很坦率地向陈长官直说，力主一切须为收复民心而努力。在这个最高方针下，第一，军政各级干部，必须严守纪律，如有违法背纪行为，必须严予处分，杀一儆百。这一点，因为后来不幸有一位马姓将级军官，违反了纪律，就在军法审判后被陈长官下令枪杀示众；我空军误圈松山机场的民地，亦因民众的申诉而立即发还。其次，台湾已沦陷了五十年，大陆上的所谓清肃汉奸问题，在台湾应该不成问题，如果再要追究既往，势必人人自危，引起混乱，不仅台籍人士如此，就是日人，原在总督府的各级官员，虽应逐渐予以遣送，但在工矿交通事业服务的日籍技术人员，则应继续留用到不需要时为止。这件事，在台湾亦做得较好。第三，通货的问题，必须迅速决定，大陆上法币与伪钞兑换率的迟迟不决和决定的不得当，已引起不少误解，而致通货膨胀，势如燎原，因此必须由陈长官负起一切责任，暂行通令不准使用法币，继续使用台湾银行钞票，以便妥筹办法，再行改革币制。否则，如因使用法币，而将通货膨胀带入台湾，前途将不堪设想。以上这三点，陈长官都很同意，因为通货金融问题特别紧急，当晚他又要财政处长张延哲前来商量，张处长虽提出了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的问题，终于原则同意我的坚决主张，暂时由陈长官通令不准使用法币，俟请示中央政府后再行办理。以后一两天，我和张处长及其他专家还谈过几次台湾币制问题，由他们拟具若干办法，由陈长官担起一切责任，先行实施，再由我承诺回渝后负责将实施办法，亲向行政院宋院长（宋子文）说明，万一中央政府另有妥善指示，再行遵照改正。这一个面对现实的大胆的办法，关系台湾实很重大。从这点看来，陈仪长官绝不是唯唯否否的乡愿之类，而是一位有担当肯负责而能决断的大员，但是担当负责和决断，必须基于惨痛的经验和正确的研判，否则，路线一错，全盘皆非。
长官公署会议与干部
从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止的三天内，我每天早晨六时，跟着陈长官起床，七时同进早餐，接见来客，分别接洽，九时至十二时，陈长官主持长官公署会议，拟订治台方针和政策，葛敬恩秘书长和民政周一谔、财政张延哲、农林赵连芳、教育赵廼傅、警务胡福相、工矿包可永等各处处长以及外交特派员兼台北市长黄朝琴都出席，我亦列席。仅在第一天，我报告了一下与总督府各主管的谈话经过，其余各次会议，我只静坐旁听。中午，陈长官照例在办公室中吃冷便当，我也只好陪他，吃完便当，他就在办公室沙发上闭目养神，打个十廿分钟午睡，再起来批阅公文，或在长官公署分别接见秘书长处长，协商指示各处公务，或到警备总司令部接见参谋长副参谋长及各级主管，听取报告，指示一切。长官公署各位处长，经常在下午都在各该原机关与日方人员协商接收事宜及处理本处公务。警备总部另又成立“军事接收委员会”，就陆海空军各方，办理统一接收事宜，都很顺利进行，整然有序。我在下午，则分别访问各处处长，谈谈各处业务，看看我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给陈长官参考。有一两次亦抽暇乘车到市内和近郊各地，考察民情及社会情形。军事方面，我从不过问。下午七时，再和陈长官在官邸同进晚餐，餐后九时前，总有各级官员或友人前来谈话，九时后到午夜，才是陈长官和我单独谈话的时候。所谈的问题，涉及民政、财政、金融、治安、警务、粮食、工矿等全般省政，这些问题的轮廓，幸亏我尚存有呈宋院长报告书的副本，附录于后，亦可窥得当时台湾情势的一斑。
我在十月廿八日深夜和陈长官作了一次总检讨后，我说：“台湾的一切大问题，长官都已有了很正确的方针，各处主管的业务，也已有了针对现实的政策，今后只要督导各级干部，切实执行，贯彻末梢，对中央妥为说明台湾特殊情形，支持长官公署一切施政，我想比起大陆收复地区的乌烟瘴气，台湾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的。这几天来叨扰长官，愧无贡献，我有外交使命在身，亟待返渝，好在省内政策的执行，我虽不能效劳，对于中央妥为说明台湾的施政情形，我是责无旁贷的。”云云。我告诉他明天为星期日，中午有便机飞沪，决心离台。陈长官虽然一再挽留我多住几天再走，看我情辞恳切，亦只好准我离台，不过，他除了要我把台湾各项问题向蒋主席和宋院长报告请示，并特别着重货币金融一项外，还再三要我对他长官公署的各位高级干部，作一次客观的批评。这是牵涉到人事的微妙问题，我推说相处不久，所知不多，不敢乱说，但他还是一再坚持，我只说时间已过午夜，让我想想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餐时，陈长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他不提，我也不必再说，哪知道我们看完了报纸后，因为星期日早晨没有不速之客，他又邀我闲谈各项问题，再度问长问短，要我批评他的高级干部，我实在推辞不了，只得委婉地从实供出了几点“印象”：第一，我说长官身体太好，生活也太军事化，像你这样拿便当上班，以办公室为家，不要说你的高级干部，特别是你的幕僚长吃不消，就是我这个短期的“入幕之宾”，也有点吃不消，不过将来工作上了轨道，自然会配合得上。哪知道陈长官立刻就接上说：“是的，赞侯（长官公署葛秘书长敬恩之字）和我是多年老友，他的身体确有点不胜繁剧。”我马上避开另谈其他。其次，我说民政工作要在亲民，长官如果太忙，将来最好要周处长常常跑跑各地，采察民隐，发掘问题，尤其台湾老百姓沦陷多年，重回祖国怀抱，期待既殷，问题必多，最好能多起用本省忠贞干部，不怕暴露问题，只怕掩饰问题，周处长到任伊始，似乎还不够深刻了解台湾民性民情，一切总要虚心为妥。我还顺便建议最好设法运用日据时代的直属总督的“监查官”制度，作为长官了解官守民情的耳目。再其次，我说到台湾的教育工作，应该是台湾的百年大计，日本人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固应以中国文化教育取而代之，但日人教育政策中也有足资采用之处，例如守法精神、公共道德、生产技术，等等，所以教育处的负责人，最好一面懂得中国教育，一面亦懂得日本教育，这样才能取长舍短，在理解中去诱导改革。随后，我谈到警务工作，我说日据时代台湾的治安，全靠警务，平时看不见军人，所以警务是政府日常与民众接触的神经尖端。警务处胡处长，一团和气，满面福相，厚道忠实有余，但于拨乱处危，似应多予注意。最后我说：“我平时对‘事’太过认真，对‘人’难免疏忽，这不过是这几天来的初步印象，好在我和他们几位，过去都不相识，既无恩怨，亦无利害关系，短时期的印象，难免错误，还请长官就此高抬贵手，准予放行过关罢。”陈长官听了呵呵大笑，连说：“大有道理，大有道理。”我也趁此机会，起身告别。我在机场上机前，将一个上书“留呈陈长官亲启”字样的信封，吩咐他的副官带回，信封里有二千九百九十七元老台币。这是因为我到台北那天，陈长官要他副官送我台币三千元，作为零用开支，我只花了台币三元作为理发费用，其余的原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