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踏进楠溪江畔的那个著名的古村落。村里流淌着的河水就叫“丽水”，丽水窄而弯，犹如新月，却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河埠头的大榕树华盖亭亭，气根盘虬，应该是此村的历史见证了。丽水的西侧有考究的木结构的长廊，地面是清一色的卵石铺就的，被世世代代的脚底打磨得泛着青光。悬在水上的美人靠，让人浮想联翩。
然而，一个小小的书摊却吸引了我的眼球。她占据着一米半长度的廊椅，摆的是老式的花花绿绿小人书。没什么看客，只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守候着。我隐隐感到，他守候的不是生意，而是守候一种固执，一种孤独。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这种三十二开本的连环画了。我的魂魄仿佛被摄走了，我钉在那儿动弹不得，同伴在喊我到下一个景点去，可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伫立在小人书摊前，一本本的翻阅起来。它们大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产物，偶尔有本把更早些。完整的故事，简洁的语言，尤其那画面，造型准确，线条优美，这种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很适合识字不多的儿童阅读，也适合文盲成人看图猜义。
我的心思全在这个旧书摊上了。上世纪八。年代前出生的孩子，有谁敢说自己没看过连环画呢?又有谁敢说自己不喜欢这种小人书呢?
记得我九岁那年，家里穷得买不起柴禾，只到附近的辗米厂去买极便宜的谷壳——我们当地称砻糠的——烧饭。小孩子家家的还不能独立完成这种形式的烧火程序，于是我和弟弟合作，他拉风箱，风箱要拉得直，不然杆儿会别住；我则抓起砻糠，一把把稳、准、匀的撒向灶洞。砻糠火稍纵即逝，所以我和弟弟得以六十记／分的速度操作着，不敢有须臾的停顿。饶这样，把直径二尺三寸的一大锅稀粥烧滚，足足需一个小时。
我大把大把地抓着砻糠，有一次，竟抓出一本连环画来!
对于年幼的我们，连环画就是宝贝!更何况那时除了课本，就没有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书。我顾不得煮粥了，拿起那本卷得一塌糊涂的连环画，抖落字里行间的谷壳和灰尘，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
那是一本没了封面的小书，扉页上写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那本连环画，我们后来不知看了多少遍，于是我模糊地懂得，什么是卫国战争，什么是英雄；也让我见识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和白桦林，见识了俄罗斯人的长相、服装和发饰。对话写在画面的空隙里，一个圆圈着，用一个箭头和发言人的嘴巴联系起来。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别哭了。”“我伤心。”“可是哭有什么用呢?”这是父亲辞世后。卓娅和母亲的一段对话。“可是哭有什么用呢?”这句从谷壳里捡来的语言，几乎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上小学四年级时，因为家里买不起灯油，我每晚都挤在当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办公桌上“蹭亮儿”。有一次我刚踏进办公室，双眼倏忽一亮，因为和母亲相邻老师的桌子上竟躺着一本彩绘着美女的连环画，上面赫然写着：晴雯之死。一问，才知道是那位老师从上课偷看的学生那儿缴来的。我如获至宝，一口气看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红楼梦》，第一次认识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怨，寿天多因毁谤生”的女孩。“晴雯姐姐喊了一夜的妈，也喊了二爷的名字。在天亮前死了!”小丫头的几句话，让我现在想起来心儿还揪得紧紧的。
十一岁那年，我到温州舅舅家玩，舅舅楼下就有一个小书摊，斜斜的书架上摆了数百本连环画。我心跳加快耳鸣目眩，我竟贪婪地想把它们全都揽进怀里。然后带回家去看个够。可那些书像是卖笑的女人，谁有钱就向谁敞开胸怀。我只有几分零花钱，看了两三本书就只能望书兴叹了。理智告诉我要走开，可我的双脚沉重得却迈不开步。于是我想，我还有买回程船票的钱呢。于是我掏出一分钱，看了一本，接着又掏出一分，再看了一本……就这样，我把船票看掉了一半。回家的时候。我用余下的钱买了半张船票沿着瓯江直流而下。剩下一半的路程，就只好靠双腿来完成了。
也就是这年的冬天，邻居一个富家男孩拿出几本连环画向我炫耀。我羡慕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可是那个男孩的门槛很精，已经学会打小算盘了。他说，你替我打三斤鹅儿草，我借你一本书。我傻傻地提着篮子就下地去了，当时天寒地冻，鹅儿草稀疏得如胎儿的眉毛。我睁大了眼睛来回搜索，发现一根，就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指头把它们“啄”出来。忙了一上午，回家把草一称，才一斤多点。午饭后，我带上弟弟接着干，我们寻遍了一块又一块的大田小田，也翻遍了田塍田坎的角角落落，一直忙到天黑，西北风吹得我们的脸紧绷绷的，手和唇都皲裂了，才勉强凑足了三斤鹅儿草，借得一本连环画!
渐长渐大的过程中，我看得懂大人书了，也知道怎么去借阅我喜爱的书籍了，可连环画还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为了弥补儿时的缺憾，只要手头有点钱，我就去买上一二本，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文革开始了，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反动的东西，一堆堆地付之一炬，小书摊也销声匿迹了。我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偷藏下了十多册小人书。文革后期，生命力顽强的小书摊又冒出了地面。这时，我的两个儿子也到了会看小人书的年龄。那时的学校三天打渔四天晒网，课本也只有一册红塑料皮的伟人语录而已，连环画就成了小哥俩的幸福乐园。家里区区几本藏书已经满足不了他们日益成长的胃口，于是他俩就经常跟我要钱。然后在小书摊上一坐半天。
当时我和先生分居两地，他在另一城市的山区工作。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他的台州老家。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婆家，我差不多是举目无亲，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我下放的村庄，在台州，我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做点最艰苦的临时工。而先生的那点工资，除了供养老人，大都扔在探亲的路上。我们有了老三之后，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有几次，我竟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尴尬。开口求人难，借钱更难!但我们总不能不吃饭啊!我绞尽脑汁，翻遍了家里所有的东西，终于找出一件比较新的冬衣，送到一间旧衣店里，当时布票奇缺，店主很乐意地收了那件衣服，我就用那笔钱对付了一些日子。可几个月后，我家又面临断粮的危机了，但我再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救急。思来想去，还是得借钱。可我抹不开脸面，于是我写了张条子，放在老大背带裤的胸兜里，让他把它交给我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我吩咐老大交了条子不要掉头就跑，要站在那儿等着……待到他终于拿着五元钱气喘吁吁地回家后，我才急急忙忙地拿了布袋去粮站籴米……
也许是明白家里的窘境，有一天，十岁的大儿子突然说，妈，我也摆小书摊去!我说，就凭你个小家伙?就凭家里那十几本小书?可是老大很坚决，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看都看会了!邻居有个木匠，他求这位木匠给做了个小书箱，装上个把手，然后他提着这小书箱，夹着顶破草席，勇敢地上街摆书摊去了。
可是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老书摊有固定的摊位，摊主一看到有人在旁边张罗书摊，就轰鸡鸭般地把他轰走。儿子并不气馁，他东奔西跑，四处流浪，他一会儿到码头，一会儿到车站，一会儿又到电影院门口；他见缝插针，能摆几分钟是几分钟，有人呵斥赶他了，就卷起草席走人。那时的小镇环境很乱，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小书总是被弄得很脏很脏，晚上回家的孩子也常常
是泥猴一个了。
为了鼓励他的创业精神，我回了趟娘家。娘家是个黄杨木雕的发祥地，艺人们都藏着《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经典连环画，用来做雕塑的参考样本。可文革一来，他们的作品全成了封、资、修，有的被烧毁了，有的被封存了。没了生计的艺人们都改从别业去了，所以愿意把那些小书转让给我。那一回，我带着三四十册质量上佳的连环画。凯旋而归。
有了增援。儿子的书摊一下子红火起来。老摊主还是要撵他，可捧着好书的看客们就出来打抱不平。儿子忙极了，非常需要个帮手，可我这个“臭知识分子”就是怕难为情，不敢进入书摊里，只是抱着老三，遥遥地站着看看。儿子简陋的书摊没有矮椅，没有小凳，一张铺在地上的牛皮纸承载着全部家当，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如饥如渴的阅读，草席上人头躜动，墙脚边还蹲着些中老年人和妇女。每天晚上，大儿子都能交给我一大把分币，我数了数，比他爸的日平均工资还多呢。
家里的伙食一下子改善了许多，我再也不用担忧无米下锅了，猪肉和鱼虾也搬上了餐桌。可是好景不长。也许是同行克妒，也许是见利起意，我们的小书在残酷地损耗着，不是最美的画页给撕走了，就是整本好书不翼而飞。大儿子就愤愤然，他骂那些盗书者。有几次偷书的让他抓住了，就奋不顾身地跟那些比他大得多的孩子打架，回家时，常常鼻青脸肿的。他也责怪老二光知道玩，一点也不给他帮忙。
于是我就动员老二和他哥一起干。老二小。且性格怯懦，他根本不敢面对那么多的陌生面孔，更担心自己管不住小书损耗更大。那时候刚刚流行一句新语录，叫“你办事，我放心”。我“急用先学”，用伟人的这话去激励他。其实说这话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老二是个乖孩子，虽然自觉不行，还是战战兢兢地上岗了。
小哥俩有时一块儿摆摊，有时轮换着吃饭。老大烦了。也会跑开去玩一会儿。当书摊上只剩下老二孤身一人时。他显得特别惴惴。那天，我抱着老三远远地看他。只见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手忙脚乱地顾东顾不了西。有人把自行车的前轮压在书上，他去推了推；有人看完书不给钱就走，他张了张嘴，又不敢说什么；有的孩子干脆明目张胆地拿了连环画一溜烟跑了，他瞪着惶恐的眼睛，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心疼，非常非常地心疼。每晚他们回家，我先是抖落连环画上的尘土，却抖落不了心情的沮丧。我给两个孩子洗澡，却洗不掉自己对他们的满怀歉疚。
我们的囡儿书却越来越破，越来越少，儿子的书摊不久就夭折了。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连环画，心情就十分复杂；想起儿子的书摊，我的心总是一阵阵的战栗。一阵阵的发痛。我检讨自己，怎么可以让贫困把母爱变得如此粗粝?我检讨自己，怎么能把生活的重担压在那么幼小的孩子身上?
我站在古村落的小书摊前，望丽水静静的流淌，泪眼模糊。
我问那个老头，你的囡儿书卖不卖?
也许是没有生意，也许是很放心我，他很痛快地选择了放弃。我打开我的坤包，倾囊而出，把那些小书一股脑儿全都买了下来。
我捧着那些书，默默地说，回家吧，曾经让我心痛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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