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连环画
由样板戏改编而成的连环画，是样板戏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文革”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面看来，样板戏的创作，是依据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的领导、群众、作者“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完成的。实际上，“文革”开始时样板戏故事大多早已成型，并且有广泛的影响力了。如《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海港》的前身是淮剧《海港的早晨》等。有些样板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的戏剧改革运动，如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的作品。建国之初，上海华东书店即出版了一批反映革命故事的连环画，张令涛创作的《红灯记》也在其中。196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张剑维绘制和由韩和平、罗盘等绘制的《红灯记》，后者以现代京剧《红灯记》为脚本，在其被定为“样板”之前即已开始了改编工作。至于以《白毛女》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更是丰富，仅“文革”前著名的就有颜梅华本和华三川本等。样板戏的其他几部作品的改编情况，也大抵如此。
上海最早的“样板戏”连环画，是戴敦邦、刘旦宅等绘制的《智取威虎山》，于1970年由当时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按照戴敦邦的回忆，当时为了不落下手艺，画家依据戏剧，按照每场一图的方式，先画了一套14图的《智取威虎山》，并发表在当时的《红小兵报》上，并因此引起了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媒体”《文汇报》的注意。在《文汇报》的安排下，戴敦邦完成了近200幅《智取威虎山》的小草图，并由刘旦宅勾线放大为正稿。创作班子中，除去戴敦邦、刘旦宅之外，还有代表报社组织创作传达上级精神的张楚良，以及工人作者邓泰和。
《智取威虎山》的首批画稿以两个整版发表在《文汇报》上，然后以连载的方式继续刊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创作的艰辛。画稿要求很严，历经“层层把关、幅幅审查”，并“不得有半点逾原剧的细节”，可创作组中只有戴敦邦看过原戏，所能参照的材料仅限新华社发行的新闻剧照和流行于市的印刷品，其难度可想而知。以至于刘旦宅在事后感叹地说：“自画画以来，没有哪次像这般卖力。”从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看，对于画家们来说是痛苦的，没有多少创作快感可言，但他们偏偏以极大的热情日夜奋战，“不休息，不回家，自带饭票和钞票，就像是‘抗大’式的创作班子”，甚至在受到领导接见之后，“时时都有一种重任在肩的责任感激励着自己，更有一种信徒朝圣后的神圣使命感”。如果是认为作品的感染力来源于形式，则其本身便与强调“内容高于形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相悖。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题。
古典题材连环画
“革命”是“文革”的关键词，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任何题材的文艺创作，最终都必将通过“阶级斗争”来与“革命”相关。1972年以后，各地陆续有一些古典题材的连环画出版，也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古典题材的连环画再版。但无论是新出版的还是再版的此类连环画，基本上排除了作品中曾有过的对善与美的赞扬的主题，而是集中地强调了阶级斗争，从而使改编的古典题材，具有了新的含义。尤其是有一些再版的连环画，如赵宏本与钱笑呆合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再版时又新添了一些图画。这些图画中孙悟空的形象，不再突出原版中孙悟空的机智灵敏，而是通过强化其形象，重造了一个高大、威武的孙悟空。
当然，这些作品阶级斗争的色彩依然很强烈，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故事，几乎都是“文革”连环画的天然素材。这类作品中，最有新意的当数戴敦邦绘制的《陈胜吴广》。这是一套30幅图的水墨彩色连环画，叙述了陈胜、吴广起义始末及影响。在这套作品中，我们今天熟知的戴敦邦的个人风格虽并未成熟，却已初具特征，尤其是在背景道具与人物关系的探索上，已初见画家的考量。戴氏笔下的人物，多如《陈胜吴广》中一般，有洪钟大吕的气概，而少见细腻含蓄的柔情。倘若我们仔细推敲的话，这种原因或许是因为画家画了多部样板戏连环画的影响。在多幅画面中，画家用留白来处理大雨，其激荡的气势，让人自然联想起《智取威虎山》中的背景。而图画中主要人物的造型刚毅坚忍，动作略有夸张，也能依稀看出舞台化的影响。
“文革”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推向了个人崇拜的顶峰，因而毛泽东的言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无与伦比。所以当毛泽东表示了对《水浒传》中的主角宋江的不满时，社会各界也都随之掀起了对“投降派”宋江的批判。连环画界的反应便是迅速组织力量，编绘了多个版本批评宋江的作品，除最有影响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赵宏本、贺友直等合绘本外，还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周申绘制的《李逵反投降宋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西安高压电瓷厂等9个单位联合创作组绘制的《揭投降派宋江》等。在上海人民美术版《投降派宋江》的加页中，登录了毛泽东评价《水浒传》和宋江的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去探究毛泽东文中的“投降派”暗指的是什么人，在今天已经引不起多少人关心了。但由于参绘作者赵宏本、贺友直、顾炳鑫、刘旦宅、郑家声、王亦秋等深厚的绘画功力，这套连环画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
赵宏本、王亦秋合绘的《小刀会》，以及赵宏本独绘的《商鞅变法》，是“文革”连环画中颇有影响的另两本作品。《小刀会》出版于1971年11月，正是连环画出版状况开始恢复的时候。这套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延续了建国以来对英雄人物塑造的一些基本法则，如形象高大、英俊，在画面中占有突出位置等。但这种塑造的概念化仍然无法掩饰整套作品的优秀。在图画分工中，赵宏本主要绘人物，王亦秋绘背景，充分发挥了两人的长处。赵宏本的线条雄浑厚重，与人物形象塑造结合严谨，尤其是在一些场面的描绘中，人物众多却繁而不乱，呈现出恢宏气势。王亦秋在《小刀会》中的配景逼真可信，尤其是对上海老城墙、老城区的描绘，准确地把握了清末上海的城市特征，显示出画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整套作品中，最能显示出“文革”特点的部分，一是封面，二是故事的编文。封面以白色为底，用鲜亮的色彩描绘了三个舞剧中才有的人物，呈现出简洁、生动、鲜艳的画面效果。而其内容，则与史实相差甚远。所幸的是，现在人们欣赏这一时期的连环画时，内容是什么已不再关键了。
革命英雄连环画
“文革”中后期出版有大量的革命英雄故事连环画。虽然这些故事的主题是要通过对战斗英雄的描绘来反映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由于故事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革命战斗中的真人事迹，因此故事本身和画家偏向夸张的人物塑造，仍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类作品的产量大，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更大。
比较有影响的此类作品，套书出版有《闪闪的红星》、《桐柏英雄》、《渔岛怒潮》、《战地红缨》、《韦拔群》、《吕梁英雄传》、《战斗的青春》、《万山红遍》、《山呼海啸》、志愿军英雄人物系列等；单册的更多，有影响的有《南征北战》、《黄继光》、《董存瑞》、《小英雄雨来》、《平原枪声》、《刘文学》、《雁翎队》、《女英雄刘胡兰》等等，还有反特名作《035号图纸》等。相较其他题材的作品，在“文革”出版的连环画中，这些作品实际上占了大多数，个别作品甚至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如俞理等人合绘的《女英雄刘胡兰》就先后有上海版、山西版等，因此这类作品的印数和发行范围往往极大，在读者中的影响也极大。由于画家水平的参差不齐，这些作品的质量高低也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构成了那一代连环画读者的主要记忆。
令许多人难以忘记的《闪闪的红星》，有江西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多个版本，出版的时间也都集中在1973年。其中江西人民版由陈水远、夕淋绘，画风朴实、细致，比较符合故事发生时的历史环境和气息；天津人民美术版署名为“北郊区文化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典型的“文革”署名方式，其画线条厚重，人物造型严谨，动作有英雄化的夸张；黑龙江人民版的绘画作者是杨沙和王纯信，两人分别绘制了前、后各60幅图画，绘画用线与体面的表现相结合，较之天津人民美术版更显朴厚，人物造型坚硬挺拔，尤其是背景的表现，在略微的装饰性趣味中带有凛冽气质。黑龙江人民版《闪闪的红星》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八一厂拍摄同名电影的参考资料，在1981年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得绘画创作二等奖。
《渔岛怒潮》也有两个重要版本，一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丁世弼绘画本，一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杨文仁、丁宁原绘画本，后者上册出版于1976年，下册延续到1979年2月出版。丁世弼绘画本采用的是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表现形式，显示出画家驾轻就熟的画面控制力。杨文仁和丁宁原绘画本则是以体面塑造为王，辅以线条，使画面呈现出浓重、阴郁的风格。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文革”期间著名的外国题材的连环画。创作这两套作品的画家，是包括了顾炳鑫、颜梅华、韩和平、罗盘、何进、杨秉良和庄宏安这样一批优秀的连环画家和编文者在内的创作集体。其中列宁的形象，由顾炳鑫设计完成，两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皆用严谨、劲挺的线条完成，背景中室内外空间中的景物也完全以线一丝不苟地描绘，使画面呈现出精致、悦目的美感。在欣赏画家们精心的绘画时，列宁伟大、光辉的完美形象也悄然进入读者的心中，甚至给人一种领袖们就应当如此表现才恰当的错觉。其他此类的作品还有陈衍宁、汤小铭创作的《无产阶级的歌》等，也都有各自引人注意的绘画特点，并因此成为“文革”期间连环画创作中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