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一直特别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特别重视对新闻舆论的制造、控制与利用。他们在攻占南京后，在这里先后建立起“华中派遣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伪中央政府，对南京新闻传媒的控制更是不遗余力。
日军占领初期的南京新闻传媒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烧杀抢掠，南京原有的新闻传媒被扫荡一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南京城中没有任何报纸出版，也没有电台广播，只有日军从上海运来的日方特务机关主办的《新申报》，“每日有上海……的《新申报》送达此间，由汉奸张贴各要道”——这份充满谎言的报纸成为南京市民获得新闻消息的唯一来源。
在这期间，驻南京日军还使用张贴招贴画的形式，对南京民众进行诱骗宣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
到1938年3月，日军对南京的控制已逐步趋于稳定。伪维新政府也于3月28日在南京建立。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总部为强化对南京市民的舆论宣传与思想奴役，就由其报道部主持，在南京设立“收音机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向南京大街小巷转播日本电台的节目，开始是3个高音喇叭，以后逐步增加到15个。到1938年9月10日，日方正式建立“南京放送局”——中文译作“南京广播电台”。日方当局深知广播的重要作用，一直由日军报道部直接管辖与掌握，由报道部的放送班主持，而不让南京各色伪政权插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2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近一年以后。
日军的“南京广播电台”设在南京城内游府西街廖家巷2号，呼号为XOJC，频道660千周；每天两次播音，播音时间共约8小时左右；播音内容主要是转播日本电台的华语新闻节目、南京日伪头目的讲话与日伪当局的各种布告、训令以及日同盟社与伪中联社发布的新闻，宣扬日本“亲善”与日军战绩，鼓吹“东亚新秩序”与奴化思想等，中间穿插播放日本歌曲；对1939年3月28日“维新政府”成立周年庆典、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的“还都”典礼等日伪重大活动都作实况转播。日军总部报道部的放送班主持与控制电台各项工作，几任台长与放送科、技术科的科长都是日本人，全台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日本人，只有放送科里有4名“报告员”（播音员）由中国人担任，技术科里也有几名中国技术工人，但他们都在日本人的领导与监督下工作。
与此同时，日军当局扶植与指导南京伪政府创办报刊与通讯社。
1938年6月20日，伪维新政府尚在上海“办公”期间，就在伪行政院辖下新成立一个“宣传局”，由孔宪铿任局长。该局实际上由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与报道部直接指挥与操纵。伪宣传局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分别成立了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各省、市的“报道组”，一方面向日军报道部提供新闻消息与各方面情报，一方面筹组各地的新闻机构。1938年8月1日，伪政权创办的《南京新报》在南京创刊发行，《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等在日军占领区各主要城市同时创刊；同一天，日伪合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也在南京成立。不久，常州、无锡、常熟、扬州、昆山、海宁、嘉定等市、县的“新报”陆续出现，总数达38家。
《南京新报》是南京地区日伪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伪维新政府暨“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机关报。社址在南京复兴路（战前称中正路）157号。社长秦墨哂，早年从日本东斌学校毕业，是个亲日分子。总编辑关企予也是归国留日学生。该报每天1张，对开4版，1939年1月1日扩为对开6版，不久又增为对开8版。该报宣称其编辑方针是：“直接秉承宣传部之指导，对中央政府之国策政纲作迅速之报道，对国际情势、东亚关系作详尽之记载。”该报主要新闻消息都来源于日本“同盟社”和日伪合办的“中联社”，报上充斥“日军胜利前进”、“国民党军溃退”的新闻与“中日亲善提携”、“建立东亚新秩序”等评论，以及为汉奸涂脂抹粉的“昨又有殉难先烈多人”等消息，还有就是诸如“大优惠皇军——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之类的整版广告。在日伪当局的强制支持下，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商企业等都必须订阅该报。该报发行量达13000多份。
日伪当局为了将其新闻宣传深入到南京居民家中，于1939年1月4日又以“民营报纸”的面目创办了《南京晚报》。此报由日人有田义一主办，社长曹见微。社址在复兴路135号，紧邻《南京新报》社址。每日出小4开1张，侧重报道南京地方新闻，以大众社会为对象，取材不厌其多，报道力求及时。为吸引与诱导读者，该报特设“问事处”以及“社会服务”、“社会呼声”、“读者建议”、“法律解答”、“医药问答”等专栏，还经常举办各种观摩会、座谈会、竞赛会等。在编辑上采新式密排法，去铅条而以铅皮作每行之间隔，同时采用六号字、避免大字标题等以节省版面，降低售价，扩大销数。《南京晚报》主要着眼于南京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是《南京新报》的补充与扩展，但它是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
日伪当局还十分重视汉奸新闻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伪宣传局在日军报道部的指导下，专门开办了“新闻训练所”，先设在上海，后移至南京，每3月1期，先后共办了4期，培训专职新闻编写人员和速成日语翻译。
1939年10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宣传委员会”，下设事业、指导、总务三科，其职责是根据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伪南京特别市政府的指示，拟定该市宣传计划，编撰与审查该市各种报刊杂志，征集宣传资料，调查宣传组织，管理全市的新闻与文化事业等。
汪伪时期的南京新闻传媒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出于对宣传舆论的重视，在伪行政院特设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统管全部宣传事项。伪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宣传委员会”在1941年4月改称“南京特别市宣传处”。汪伪宣传部在宣传工作中，首先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上台伊始就决定由其督同报业经理处整顿伪维新政府时期的直属报社，并出版一些新的报刊。南京一时间“新”、旧报刊与广播电台纷纷出笼亮相，呈现“繁荣”景象。
汪伪时期南京主要的报刊有：
《民国日报》。1941年10月10日由《南京新报》改名而成。根据伪中宣部的命令，华中地区原“维新政府”时期的38家报纸一律改为伪中宣部直属报社，并更改报纸名称，由伪中宣部组织董事会管理。在《南京新报》改名为《民国日报》的同一天，《苏州新报》更名为《江苏日报》，《杭州新报》更名为《浙江日报》，《蚌埠新报》更名为《安徽日报》。《民国日报》为汪伪政府机关报，定为全国性甲级报纸，直属伪中央宣传部领导，其地位仅次于上海的《中华日报》。社长仍是秦墨哂，总编辑先是关企予，后为周雨人，社址仍在复兴路157号，日出对开1张。该报在《改名启事》中说：“盖以南京新报名称不免偏重于地方性，而本报则有领导全国舆论的全国性，如仍用南京新报名称，似有不类，因改用民国日报名称，以副其实。……并依据条例规定，由宣传部委派社长、经理、总主笔、总编辑。本报附属的《南京晚报》，则依条例规定确定为丙级报社。然而名称虽易，性质未变，一仍旧贯，不失为政府与人民联系的公益法人机构。”该报除作为汪伪政府喉舌外，“京市消息详明丰富”是其主要特色。该报在1945年初又更名为《中央日报》，但初衷未变。不久因秦墨哂辞职赴北平，遂由汪伪中宣部指导司司长武仙卿继任社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该报被接管而终刊。
《中报》。大型日报，系周佛海的私人派系报纸，于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当天创办。董事长周佛海，社长罗君强，副社长金雄白，总编辑由关企予、张慎之、倪蝶荪先后担任，社址在南京朱雀路111号。关于《中报》的名称，罗君强说：“报纸取名《中报》，对人公开说它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中央’办的报，实际上是我看到《申报》在上海资格最老，一般人对它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横就是‘中’字，命名《中报》，有心影射。”该报创办时辟“庆祝国民政府还都特刊”，汪精卫等伪政府首要题词祝贺。该报在《发刊献词》中称：“中报者，中日永久和平纪念之产物。……无和平运动则无中报。”该报初时日出对开一张半，后扩充为两大张，1942年缩为对开一张。由于该报重视版面，且在南京、上海间自设电台通讯，将西方各通讯社的电讯稿改头换面择要刊登，显得新闻内容丰富、及时，故销路顺畅。至日本投降，该报终刊。
《京报》。四开小报，亦系周佛海、罗君强的私人派系报纸。战前南京本有《京报》，1940年8月18日周佛海、罗君强以复刊名义重办此报。罗君强任董事长，无董事会，葛伟昶、李六爻先后任社长，朱率斋任总编辑，社址在南京邀贵井14号。该报初为日报，日出四开一张，以“编排精彩”著称于当时南京报界。不久，该报与《中报》合署办公，1944年7月停刊，1944年11月改出《京报晚刊》，至1945年4月终刊。
《中央导报》。周刊，系汪伪中央宣传部机关报。1940年8月4日创刊，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兼任社长，华汉光任总编辑。该报称以“畅扬国策，促进学术，宣达政情”为宗旨，设有时事述评、现代史料、大事日志、法规汇辑、专载及照片、漫画等栏目。实际上该报系汪伪宣传部的喉舌，负有对整个汪伪宣传工作的指导与监督作用。1943年12月19日出至第4卷第25期终刊。
《时代晚报》。原由朱朴于1939年10月1日创办于上海，汪伪政府成立后，朱朴出任伪监察院委员，于1940年9月1日将该报迁至南京出版，庞明儿任总编辑。社址在南京白下路祥瑞里，后迁至四象桥邀贵井。1941年8月，日伪在广州召开有日、满、汪三“国”记者参加的“第一次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庞明儿赴会，朱朴则向大会发去贺电，称此会“集三国之俊彦，作舆论之商讨，行见东亚文化融会沟通，发扬光大，建树必多”。1943年年底该报停刊。
《民报》。汉奸帮会“中国安清总会”的机关报。该报以常玉清为理事长，1940年7月15日该报正式出版，“日出一大张，至8月增刊为一张半，每日发行三千份”。
另有《宁报》、《南京晚报》、《艺报》、《戏报》、《繁华报》、《国民公论》等报刊，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晨报，有晚报，有日刊，有三日刊，有新闻性的，有政论性的，有文艺性的，但都受日伪当局的控制与监督。
无线电广播电台方面：自日军占领南京后，一直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报道部放送班直接控制“南京广播电台”。汪伪政府成立后，即由伪中宣部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特种宣传司司长韦乃纶、参事钟任寿等人，着手与日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长马渊大佐、日本驻汪伪大使馆情报部长好富等交涉，要求由伪政府接管日军控制的“南京广播电台”以及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广播电台。几经会谈，直到1941年2月22日，即汪伪政府成立近一年后，日方才同意将广播事业权移交给汪方，由当日宣告成立的“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接管，日方则称将在经济与技术上予以协助。林柏生感激涕零，发表谈话对日方此举表示感谢，并保证在宣传方针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设在南京中山东路祠堂巷，由林柏生兼理事长，四个常委中日方代表占了两席，其中田中末广系日本广播协会派来的特务，浅野一男则是日军报道部放送班的中佐班长。1941年3月26日，日方将“南京广播电台”正式移交给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更名为“中央广播电台”，电台台址仍设游府西街廖家巷2号，台长为王荫康，下设广播、编审、总务、技术四科。技术科长是日人岛村三郎，主管全台的机器管理、使用与修理，而全台的顾问先后为日人今野、小森。可见广播电台的实权仍控制在日方手里。该电台的播音内容，除像以前一样转播日本电台的华语新闻节目、南京日伪头目讲话与日伪当局各种布告、训令以及日同盟社与伪中华电讯社发布的新闻外，还根据伪中央宣传部颁发之宣传要点，结合国内外重大时事与各种纪念日，如汪伪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汪精卫访日、德苏开战、日军袭击珍珠港、“新国民运动”、“对渝攻势宣传”等，组织“特别宣传”。
通讯社方面：“维新政府”时期有“中华联合通讯社”，汪精卫于1939年11月3日在上海又设立“中华通讯社”，汪伪政府成立后，于1940年5月1日将上述两通讯社合并为“中央电讯社”，隶属于伪中央宣传部，社址在南京复兴路155号。该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伪政府的宣传部、外交部、重要报社的代表与“新闻事业负有重望之专家”以及该社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司库等约8至14人组成。该社刚成立时，社长由首任理事长林柏生兼任，赵慕儒为副社长，郭秀峰为司库，许锡庆为总编辑，尤半狂、张昭铭为副总编辑，后赵慕儒、郭秀峰先后接任社长，副社长则由许锡庆、胡瀛洲先后担任。总社分设总务、编辑、摄影制版3个部与电务管理、调查2个处，编辑部设总编辑1人，副总编辑1至2人，部内设中文、日文、英文、采访4个组及缮印、收发2个室。在南京总社下面，分别在上海、武汉、广州、苏州、杭州、香港、东京等地设立分社，在扬州、镇江、嘉兴、汕头等地设立通讯处，在天津、常州、常熟、盐城等地派驻通讯员。该社宣称“以发布政闻，宣扬国策，沟通各地消息，采集国际新闻为宗旨”，每日编发新闻电讯稿有一万多字，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甲种为国际消息，乙种为国内新闻，丙种为地方新闻，丁种为经济新闻，其来源主要是伪宣传部交下照发的伪政府公报与官方报道、与日本共同通讯社的交换电讯以及希特勒德国海通社的电讯等，地方新闻则靠各地分社的来稿以及采访所得。该社标榜其宣传内容是“上遵政府国纲”，“毋负主席训示”，一切都是适应日伪殖民统治政策的需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所有日伪传媒几乎都在这天断了气，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