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中国人的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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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1-07-28 09: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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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收藏了

许多朱仙镇年画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画,自汉朝以前就已经有了。据晋代《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传为秦叔宝、尉迟敬德的形象。

《隋唐演义》里说到: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以致夜不成眠。这时,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结果宫中果然平安无事。李世民认为两位大将太辛苦了,心中过意不去,遂命画工将他俩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称为“门神”。到宋代以后,门神画就逐渐演变为木版年画。后来,各地民间艺人争相仿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格,便成了流传甚广的年画。明代是古典版画艺术的盛期,书籍刻印技术之精已大大超越前代。其时,书商对书籍的插图非常重视,不仅篇幅大,刻工精,还求风格多样,以吸引民众。同时,又出现了套版彩色印刷的技术,为年画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民间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载体,表达了中国民众在农耕社会时期的思想情感和美好祈愿。所以年画在中国流传面极为广泛,并形成许多生产基地。也因为它通俗易懂,物美价廉,拥有无数读者,曾经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中国年画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鲁迅对中国年画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当时的中国年画大多是木版套色印刷的,可以视作近代版画的先声。鲁迅后来竭力倡导版画,与他早期着力研究中国年画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散文《狗-猫·鼠》中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情景,就这样津津有味地写道:“我的床前就帖(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里所说的花纸,就是年画。

后来,鲁迅还收藏了许多河南朱仙镇年画,现都藏于鲁迅纪念馆中。经我国年画收藏研究专家考证,这些年画都是孤品,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收藏年画就是跟老外玩“寻宝游戏”张文标是上海卓有成绩的年画收藏家,在二十多年的寻觅之后,他收藏的年画已有数千件,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他收藏的上海旧校场年画,为近半个世纪来所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

在民间收藏热升温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努力寻觅的收藏品中,年画是一个冷门、偏门,素来不为藏家重视,那么为何张文标独具慧眼呢?

张文标眉毛一挑,娓娓道来:“我最早收藏的是连环画和各色画报。或者说,我从小对有图像的印刷品都很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影印本,大惊失色。吴友如画的上海近代社会各种场景和人物,是当时文字所难以描绘尽详的。吴友如在照相术尚不普及的当时,借鉴了西洋画的手段,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是今天我们研究清末社会现象和人文思潮的文献。后来我一有空就钻到旧书店里淘旧书,连环画、画报、木刻画册等,我都一一收入囊中。几年后,我收藏的连环画就洋洋大观了,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由经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差不多都到手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都有。后来有人要编一本《中国连环画集锦》,就到我家来翻拍资料,给了我—万元资料费。”

后来,不少民间收藏家都发现了连环画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连环画行情持续看涨,珍稀品种不仅难觅,还屡创天价,张文标看准时机将连环画悉数出手,获利相当可观,据他称有五十多万,“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张文标就将目光瞄准了还没被大家重视的年画和月份牌。有一天,他到藏宝楼逛地摊,突然眼睛一亮,一张老年画夹杂在一大摞旧书中。他捡出一看,是一张彩色关公像,尺幅也有对开那么大。摊主并不懂年画行情,张文标就以较低的价位购得。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张年画。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宝哥哥,你来迟了”。这时,虽然中国人并不在意年画和月份牌,而老外已经“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了。有些出自名家之手、品相较好的月份牌,画面为现代旗袍仕女的那种,已经卖到上万元了。清末民初的老年画,卖得也不低了。而且在古董市场上,一样的年画和月份牌,卖给老外的价格是卖给中国人的十倍,唯利是图的老板当然要以“国际友人’为重点关照对象了。

所以,张文标一出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好在他有收藏连环画的经历,与古董市场的老板混熟了人缘还不错,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给他。“你如果到市场上看到摊头上摆着的,大多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老板开价也高。只有看到认识的熟人,他才肯从柜子底下找出一两件来,那当然是好东西,但价格也只能由他开了。你当然也可以嫌贵不要,但一转身他就卖给老外了还是高价。结果就是好东西又流到国外去了。”

据张文标说,近二十年里,不少欧洲的收藏家针对性很强地在中国大陆收藏老年画和月份牌,有些学者型的收藏家还在大学基金会的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写了论文,出了专著,有的还开设了专题收藏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年画研究所,他们的学者到中国来收购年画,价钱随便你老板开,再高的价钱他都要。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机构关注土生土长的年画。恐怕将来中国人要研究年画和月份牌,还得到欧洲去呢!”张文标感慨地说。

凭着一股与老外抢宝贝、为中国文化保存一株根须的劲头,张文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扑在年画搜求上了,足迹遍布北京、南京、天津、开封、扬州、苏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会上收到—对山东杨家埠的年画《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开脸是手工的,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技法极为相似,所以很有点研究价值。事后有老外希望他出让,被他一口回绝了! 《四美图》的故事

张文标收藏的年画中,年代最早的一张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那是在武汉淘宝时,他从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地契文书里发现了这件不起眼的宝贝。这幅老年画有标题《枯荆重荣》,画面上是一家人,围着一棵重新萌生枝叶的大树作欢欣雀跃状。张文标说:“画面的意思,经我考证,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对兄弟在父母死后分家,因为双方都认为财产分得不公平,兄弟俩从此视为陌路。不久家里的一棵老树也濒于枯死。古人认为树是能够通灵的,兄弟失和,家道中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后来兄弟俩从大树的奄奄一息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赶快振作精神劳动致富,并言归于好,大树也从此萌生新芽,神奇地复活了。这幅年画与当时的大多数年画一样,

都起着教化作用。值得一说的是,这幅画是单色的,山西临汾县出品,画上还印有‘某人印赠’等字样。明代的年画都是单色的,这是重要依据之一。山西的临汾在明代是我国北方年画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北宋以后,北方以临汾为中心,南方就以杭州为中心。”

张文标曾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张老年画,这是他与一叠旧画报一起购进的。由于他此时已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能够肯定得获的这件老年画非同寻常。后经翻查资料,果然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年画。虽然他收藏的这件是清代复制的,钤有“浙绍墨润堂印”等字样,但它的母本却颇有来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帝俄时代的一位军官柯兹洛夫大佐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走了一张年画,这张年画就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俗称《四美图》。年画上画着汉代的赵飞燕、王昭君、班姬和晋代的绿珠四位美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年画,出自平阳(今临汾)刻坊。画上盖有“平阳姬家雕郎”的店铺字样,足见在当时年画生产已具规模。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历欧洲时,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东方博物馆)内看到此图,于是设法将其影印件带回日本,并在几年后撰文在《支那学》杂志上予以介绍,认定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金代。作品由此引起东西方各国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高度重视,《四美图》也被世界美术界公认为中国版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现在山西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中也藏有此图,是从俄罗斯复制回来的。而张文标收藏的这张《四美图》,据他考证是清代复制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我在他的众多藏品中看到了这张年画,四大美女身上的衣纹如此灵动,神态如此安详,体态如此丰盈,举止如此雍容,充分展现了当时匠人高超的构图布局能力和刻版技术。

从旧校场年画看

海派文化

上海的文史专家对上海本土的年画一直很感兴趣,但长期以来,上海旧校场年画在古玩市场上很少露面。原因是什么呢?这或许是一个谜。

据上海地方史研究资料记载,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十九世纪中期,旧校场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旧校场年画除在上海自销外,还返销苏州。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其中较出名的有吴文艺、孙文雅、义盛斋、异馨斋、韩菁华斋、赵一大、甘德盛、老文仪、筠香阁、彩云阁、吴锦增、陈茂记、新记、泰兴、源兴等。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对我解释:钱慧安对上海年画贡献最大。钱慧安能放下画家的架子,从繁华的上海滩只身来到天津的杨柳青,生活在画工艺匠之间,汲取民间艺术的元素,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画市上张贴出他的画样,任人购买和评议。这段史料记载在清末蔡绳吾著《北京岁时记》中。

钱慧安的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旧校场年画在艺术上海纳百川,融汇了中西绘画技巧,想象丰富,多视点构图,写实和寓意结合,画面线条细腻、色彩鲜艳;在选题上与时俱进,除了民间传说、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风尚,充满了时代气息。

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千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我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各行各业风情图》、《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海上第一名园》、《西洋斗鸡》等,表现的都是沪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张文标说:“当时,上海人比较洋派,所以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年画的笔法,描绘上海的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画《新拷打寇承御》中,竟然出现了油头粉面、拿着斯蒂克(手杖)的小开。还有一幅年画是京剧题材,却是由小孩子来扮演角色,他们身装时装,露出白白的胳膊和小腿,观念上相当时尚,在取悦受众的思路上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与之一脉相承。”

年画的存在价值和

新空间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新型书局相继成立,五彩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与此同时,上海出现的月份牌画发展成上海独有的一种新的年画样式,成为上海年画史上另一个有国内外影响的辉煌时期。月份牌不仅取代了上海的木版年画,也取代了上海的石印年画,并在上海年画领地一统天下。

旧校场年画发展经历了木版手工拓印时期、石版印时期和胶版印时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胶印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年画浓缩了中国年画的印刷史。

月份牌美女画是“海派年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其魅力一度盖过“中国四大年画”。在清末民初,有一洋人在上海推广美女加广告的画片,但市场反响不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将洋人的肖像挂在家里,认为这是“卖野人头”,何况又是搔首弄姿的洋妞。于是周慕桥、金雪尘、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谢之光等一批有商业头脑的海派画家就推出中国女明星的画片,风靡一时。而郑曼陀被认为是月份牌的鼻祖。后来周璇、蝴蝶等明星都上过月份牌,并以此为荣呢。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还是在中国农村流传最最广泛的艺术图像,后来又承担起宣传教育及移风易俗的重任,但群众喜闻乐见的真谛一直没有被民间艺术家所抛弃。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年画还是农村辞旧迎新最醒目的信息表达,最直接的愿望传递。再后来,大量影视明星的写真图像成为青年人偶像崇拜的直接落实,在中国广袤的城乡大地上铺天盖地,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超过年画,年画的空间被压缩了。

五年前我曾在潍坊杨家埠采访过年画生产作坊,以前作坊式的规模和家族式的生产流程,现在很难保持下去了,因为不少老艺人的后代都不愿意涉足这个艰难生存的行当了。杨家埠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曾经拥有画版300多套,年产量百万余张。但一代代传下来的明清年画版子也在十年动乱中付诸一炬,现在印制年画的木版都是前不久复刻的。但作为一种悠久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乡土风俗的载体,甚至作为一种“土得可爱”的旅游纪念品,年画所储存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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