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到过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和大后方来的朋友，无不对八路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敌后抗战感叹不已，认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当他们看到在艰难困苦的敌后，在荒僻狭窄的山沟里，诞生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本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时，更加感到振奋，惊叹这是“奇迹中的奇迹”。
那么。这“奇迹中的奇迹”是如何诞生的呢?
抗日根据地里的第一次摄影展
1939年1月的一天，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晋察冀军区驻地内像赶庙会一样热闹。人们扶老携幼走出家门，观看八路军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沙飞和他的助手罗光达举办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
沙飞拍摄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照片小样被先贴在马粪纸上。然后缝在长条布上，挂在军区驻地的大庙里。很多山村群众是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边区军民奋勇抗敌、选举建政、生产建设、文艺演出等场面，极为振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观看后，高兴地对沙飞和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边区群众对摄影展的热情使沙飞和罗光达深受感动，聂荣臻的一番话语更令他们受到鼓舞。摄影展效果虽好，可受众面窄，不能对广大群众进行战时的宣传教育。他们想，如果能把照片制成铜版在报纸上刊登或者印成画报让边区军民和国内外更多的人看到，宣传效果会更大。
沙飞和罗光达把创办画报的设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得到了聂荣臻赞赏和支持。
成立《晋察冀画报》筹备组
1941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开军区干部大会，专门讨论创办《晋察冀画报》的具体事宜。5月，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赵烈、裴植等开会，传达了聂荣臻的指示和军区的决定，宣布正式成立《晋察冀画报》筹备组，由沙飞全面负责。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创办画报谈何容易!在必需的设备、材料、厂房和技术人员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在战斗的敌后，在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农村，到哪里去找出版画报的机器和物资。到哪里去找懂得专业制版的技术人才?又怎么样在战斗频繁的环境中保护好贵重物资，开展工作?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和难以克服的困难。难怪当沙飞和罗光达提出要办摄影画报的时候，就有好心人加以劝阻。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脱离实际的“天真幻想”。但是边区部队、群众对画报的期盼与渴望，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的肯定与支持，以及自己对摄影的执着与热爱。给了沙飞和罗光达百倍的信心，一起开始了《晋察冀画报》的艰难筹备工作。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照相器材缺乏，一些边区不能制造的器材、贵重药品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由于购买器材需要的经费很多，总务部门不同意。聂荣臻认为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花钱买照相器材拍摄照片，可以取得很大的宣传效果，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他不但批准了这些经费，还向正在冀西开会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当面说明出版画报的意义，要他们大力协助。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地下工作人员就利用各种关系，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把办画报所需要的材料运到了冀中根据地。吕正操还派了一个主力营将这些贵重器材安全地护送到画报筹备组。
有一次，罗光达在平西采访时，得知那里有一批印刷钞票的机器设备和印刷技术人员。由于种种原因闲置下来，马上向上级请求把机器和这批技术人员调来参加到印刷画报的工作之中。1942年2月，何重生、杨瑞生、高华亭等七位印刷技术人员带着全套照相制版机、硝酸银、碘化银等贵重药品和油墨，在部队护送下，经过半年艰苦跋涉。突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晋察冀边区，为出版《晋察冀画报》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罗光达在正太战役娘子关漠河滩战斗中采访时，碰上了来前线劳军的五专区宣传队的康健，交谈中得知他在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学过制铜版和锌版，懂得照相制版技术，便邀请他一起参加筹建画报的工作，康健欣然接受。康健的到来，使沙飞筹备画报的信心更大了。他和罗光达作了明确分工：由罗光达负责筹建印刷厂并解决制版、印刷器材设备和技术人员问题，自己负责筹建编辑部兼管组稿和领导全区摄影工作。康健画图，开列制版印刷所需药品和各种设备，请木匠按图制作照相制版机。
康健带着百团大战的照片到河北阜平城万人大会上展览，遇到了同在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学习过照相制版的师兄弟刘博芳。刘博芳在边区银行印刷厂搞制版，业余时间经常搞些摄影活动。他接受了康健的邀请，同意参加画报的筹备工作。
刘博芳来到晋察冀边区时，把从北平带出来的一个照相制版机8英寸镜头和一块网目也带了过来，解决了研制照相制版镜头的难题。他不仅精通全套照相制版技术，对机器安装也很在行。他用黑布做成照相制版机的皮老虎——伸缩腹腔，并把它安装在康健设计的制版机木架上，做出了一台照相制版机，并在支角沟军区印刷所试制铜版成功。随后在《抗敌三日刊》和《晋察冀日报》上陆续刊登铜版照片。
为了配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和试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决定首先出版《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1942年3月20日时事专刊出版，刊载了由沙飞等人拍摄的《支援义务兵制度的伟大胜利》、《在政治攻势下》、《国际朋友班维廉夫妇来边区》等六组新闻摄影作品，并获成功。在边区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也受到赞扬，为正式出版《晋察冀画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筹备创刊号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社长)，罗光达为副主任(副社长)，赵烈为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股长，文学编辑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唐炎，摄影记者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等；刘博芳、王秉中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任印刷股股长；裴植、李遇寅任总务股正、副股长；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全社共计百余人。
为了保证画报印刷出版的安全，画报社由支角沟迁往更隐蔽的西山碾盘沟。画报社的到来，令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老多把房子腾出来给画报社，画报社的同志又动手修好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牛羊圈用木棍和柴草压盖起来当做制版、印刷、排字的车间和厂房。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自力更生制作了很多土仪器：用瓶子塞上棉花倒滴水和漏沙的方法，效仿古代的滴漏计算时间：用水壶两次提纯自制蒸馏水：用河滩里的细沙代替金刚砂磨版；用黑矾代替硫酸铜；用阜平红枣酒代替酒精：用山西老陈
醋代替醋酸；连量杯和天平都是用土法制造的。在画报社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画报印刷出版工作基本就绪。
为了纪念全民族共同抗战五周年，沙飞提出要在1942年7月7日印刷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全社同志紧急动员，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沙飞领导并参加创刊号的编辑工作，对内容较少的部分。马上组织记者外出采访拍摄。创刊号的创刊词和主要文字介绍由章文龙编写，并请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帮助加工润色。创刊号封面由徐飞鸿设计，内页版面由赵启贤、唐炎设计。编辑工作结束后，请聂荣臻审阅。聂荣臻当面指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反映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光辉史绩。以鼓舞人民更勇敢地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
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创刊号的说明使用中英两种文字。沙飞请从北平辅仁大学来的刘柯、李伦两名大学生做翻译，请刚来边区的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维廉和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协助修改校对。创刊号的所有摄影作品和其他文艺作品都经聂荣臻、朱良才、潘自力审定。
炎热的夏季，画报社的同志在用牛羊圈改成的照相制版暗室和印刷车间里突击印刷画报。有的同志连热带熏，发生呕吐甚至晕倒，但大家依然坚持战斗。由于自然灾害，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扫荡”，边区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了保证画报能按时出版，除了干重活的同志维持一日三餐外，其他同志减为一日两餐，并用瓜菜、黑豆取代主食。不少同志得了浮肿。聂荣臻知道这一情况后，特别批给画报社1000多斤小米，帮助画报社渡过了难关。
创造“奇迹中的奇迹”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印刷厂装订出了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为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当初被认为的“天真幻想”变成了现实，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场创造出了“奇迹中的奇迹”。7月7日，画报社又装订出1000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这一天，画报社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边区政府给晋察冀画报社颁发了奖旗、奖状。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16开本，共94页，用瑞典木造纸印刷。封面、封底彩版套印，文字说明中英文对照。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印刷。这期画报全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抗战五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栏目设置有“新闻摄影”、“美术”、“文艺”三大类。“新闻摄影”栏目又细分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保卫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一千五百万人民在战斗中生活，在战斗中锻炼”、“团结、抗战、民主”、“生产进行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等。
刊登的照片包括八路军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各种战况，如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有几次著名的战役战斗——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有边区子弟兵战斗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军民鱼水关系；有边区生产运动和民主政权建设：有对日寇暴行的控诉、八路军优待俘虏及敌伪投诚、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有边区新民主主义艺术、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还有外宾来访。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边区生活的怀念以及聂荣臻和被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
沙飞拍摄的封面照片《塞上风云》和封底照片《沙原铁骑》均用五色套版精印。全本画报共发表新闻摄影照片150余幅，分别由沙飞、罗光达、吴印咸、石少华、吕正操、李鸿年、杨国治、赵烈等人拍摄。其中，沙飞一人的作品就有82幅。为了避免给人造成画报社记者太少的感觉，沙飞还用了眼兵、孔望、路涛、白桦、静子、秋子、红叶、黄芬等笔名。
除照片外，创刊号还发表了一些文学、美术作品。其中有邓拓的长篇纪实性文章《晋察冀的舵师聂荣臻》(笔名萧斯)，刘道生的战斗通讯《漠河滩的英雄》，周游、蔺柳杞的报告文学《冀中宋庄之战》、《客人》，田间、鲁藜、任清的诗《出击正太线战役记事诗抄》、《同志的枪》、《我们是夜班》，丁克辛的小说《出奔》，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沃渣的木刻《八路军铁骑兵》，李劫夫的漫画《如此扫荡》等。
聂荣臻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行范围广泛，不仅送至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重庆，还委托国际友人转发到国外。同时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大书局经售。不仅在边区引起普遍重视和广泛影响，还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争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
1942年8月28日的《晋察冀日报》以《文化的鲜花》一文详细介绍了《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的经过，并且赞扬道：“炎热的夏季。晋察冀开放了一朵美丽的鲜花。军队和人民都热爱着它，阅读着它，传递着它——这就是《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文健的文章：“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