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到蒙自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
暂住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是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开头的四句歌词。悲凉而坚定的旋律，倾述了这所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学，于离乱之际仓促迁徙的一段历史。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形势陡转：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天津城在遭日军炮火轰击中，其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首当其冲，这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很快沦为废墟。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29日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
高校云集的平津两地，在战火中均遭荼毒，损失惨重。
为何日军在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时，还有精力要对包括南开在内的大学进行轰炸呢？是因为日军炮轰大学，将之视为对中国“精神上的征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当中的一段话，亦可以佐证此问题：“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三校，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包括中共领袖代表周恩来等多人出席会议。会议除讨论军事问题外，更多是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
紧接着，时在庐山的蒋介石又召集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在内的各大学校校长和学界精英，火速赶往庐山牯岭参加有关战时教育文化的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宣布在长沙、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以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西北（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另有胡适、傅斯年、顾毓秀和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9月13日召开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位于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9月下旬，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校址。
然而长沙临时大学于11月在圣经书院刚刚开学，日军飞机就轰炸了长沙市区。当日军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时，刚在长沙安顿下来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还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正在阳台上观望之际，飞机肚子里飞出的“小黑点”就扑面而来，很快变为“亮晶晶的家伙”，飞到院里落地爆炸。慌乱之中，梁思成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林徽因抱起5岁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人慌着一团往外跑。炸弹掀起的气浪，使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当即震落于院内石阶下。此时，又一颗“亮晶晶的家伙”从天而降滚落跟前。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意识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大家抱成一团，准备赴死。却见那炸弹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后，原地不动了。原来是颗“哑弹”，一家人才拣了条命。
战争的阴影依旧笼罩着从沦陷区九死一生撤至南方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
从1937年9月至12月间，保定、石家庄、太原、上海、济南、杭州等大城市相继失陷。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向全世界发布文告，表明中国长期抗战绝不屈服的决心。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军在南京屠城，30万手无寸铁的同胞惨遭杀害！
至1938年初，日军开始逼近华中，武汉大会战在即。长沙距武汉仅300公里，武汉一旦失守，长沙必然难撑危局。在此背景下，立足未稳的长沙临时大学必须再次西迁。围绕再度迁徙的历史性抉择，争论十分激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力阻迁校，其实他是想为湖南桑梓留住这所实力十分强大的战时大学；重庆、广西方面，闻讯也派员到长沙与临时大学常委们游说接洽，摆出种种优厚条件希望到当地安置。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向临时大学伸出了橄榄枝，列举的条件是：昆明是当时离前线战火最远的一座省会城市，而且这里有铁路直通国外，进退自如。一时间众说纷纭。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何去何从，又成悬念。
就在各方为学校迁徙争论不休之时，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以及在长沙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人员也面临新的选择。其中不少热血男儿有投笔从戎之志。学校当然要对此鼓励。为此，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意服务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可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亲自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长。北大校史记载，当时在长沙从军的北大学生有295人之多。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说，临时大学有350名以上学生投笔从戎。这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热血学子跌宕人生的艰难开端。
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时从老家湖北浠水别妇离雏，只身一人赶到长沙临时大学任教。那时闻一多与家人聚少离多，心生苦闷。好在他的得意弟子陈梦家跟随左右，也算一种安慰。说到这个陈梦家，其实，陈梦家原本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从学业上说，与闻一多并无师承。但是陈梦家实在是个少年天才，早在1927年他16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时，就喜欢上了新诗与戏剧写作，并在不到20岁时出版了自己首部诗集《梦家诗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比陈梦家更早在新诗坛暴得大名、因在国外创作过《洗衣歌》、《七子之歌》、《忆菊》等诗作并有诗集《红烛》《死水》在国内出版的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当然也注意到了同在一校法律系的学生陈梦家。他在1928年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杂志推荐了陈梦家的剧本《金丝笼》、《药》和几首新诗。从此，陈梦家成了闻一多为首的“新月”派重要一员。只是彼时尚为学生的陈梦家热血沸腾，还无心文坛教坛，而是一心向往救国从戎，慷慨悲歌，投军赴死。他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之际，就参加了与日军激战正酣的蔡廷楷第十九路军，于上海南翔前线投入战斗至第二年3月底。待战事稍微缓和，他才回到南京。遂得爱才心切的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从此跟随闻一多而辗转青岛、北平、长沙、昆明等多地，其兴趣也跟闻一多一样，由新诗逐渐转向古籍历史，陈梦家最后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甲骨文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