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水县立，第一列宁，高级小学校；
光荣灿烂，红色儿童，集合在一堂；
学习革命，研究理论，准备将来用；
创造共产，社会主义，前途的主人。
1931年下半年，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和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为了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人才，根据湘鄂赣省苏文化部的指示，决定在东皋勘下冷氏祠堂（现古市镇月塘村“一圣娘娘”殿）创办一所列宁高级小学。当时湘鄂赣省管辖的20多个县中，只是在修水、万载这两个建有中心县委的县，开办一所这样的学校。学校原计划招4个班、200名学生，学制两年。
修水列宁小学分甲、乙两班，有一百零几名学生。我当时只有10岁，由四区一乡苏维埃介绍去这个学校，编在乙班。我们同学一是来自贫雇农的子弟，二是工人子弟，三是烈军属子弟，四是革命干部子弟。学生以修水籍的为主，毗邻的平江、通城也有人来这里读书。学校配老师5人，校长、总务各1人。学校开办时，县文化委员会派了副主任樊肖南来当校长。这个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工作虽积极肯干，对师生也十分关心，但不懂教学，打不开局面。不久，县委就把县委常委、秘书长马宗石调来接任校长，以便加强领导，把学校办好。樊肖南改当学校的总务。马校长来后，工作抓得有条不紊，不久就改变了面貌。
我们这些同学全在学校住宿、吃饭，不仅不要书籍费、学费，而且伙食也由公家供给。县苏维埃还计划为每个学生添置一身校服，后因环境恶劣，搞不到钱，每人只发了一顶红五角星的帽子、一条红领巾、一双青色绑腿。
学校是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开办的。一所旧祠堂，既是我们的教室，又是寝室和食堂。祠堂挂的那些“五世同堂”“节孝流芳”等为封建伦理唱赞歌的大匾就成为了学生的床板，而那些大小祖牌则成为我们的课桌面和小黑板。课本不足，老师给学生誊抄，没有红墨水，就用红土水批改作业。
1932年上半年，黄龙山上的地主武装卢伯魁挨户团串通平江的常备队经常骚扰苏区。县委为了师生的安全，把学校迁到东山傅家祠堂。师生们就在这里读完了第二个学期。到了8月，学校已经发了第二学年的开学通知，可恨国民党正发动第四次“围剿”，敌第五十师侵占中共修水中心县委驻地渣津，修水苏区被切成两半，交通阻隔，学校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此种情况下，学校只得停办了。
二
这所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育内容与旧的学校有着根本区别。它通过学习研究革命理论，为革命培养接班人。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紧密围绕革命斗争实际的需要，设有《国文》《算术》《革命常识》《俄国革命史略》《革命纪念事略》和音乐、体操、文娱等课程。例如，《国文》里有《古诗四首》一课，我们通过学习其中“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五言绝句，就了解到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一年到头辛苦耕地的农民反而被饿死。在《兄弟便是朱德》这课上，老师就把朱军长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高贵品质讲得生动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习《革命纪念事略》中，老师将一年的20多个纪念节日逐个作了简要介绍。例如，二七惨案纪念，写了长辛店的工人在罢工中如何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五卅惨案纪念，就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上如何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事件；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叙述了俄国人民在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如何推翻沙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迹。
在音乐课目里，教唱的大都是当时的革命歌曲。例如《共产党十大政纲》《少年先锋队歌》《暴动歌》等歌曲，也还教一些苏联革命歌曲。记得有一首十段的《都娜曲》，当时在学校广为流行，其中两段的歌词是：
我们都娜努力革命无闲暇，身体消瘦精神乏，勇敢奋斗兮，都娜呀！
拒绝财奴芳心专向康沙玛，列宁青年革命家，革命恋爱兮，都娜呀！
在教学方法上，学校让学生跳出“读死书”的圈子，使其经常地、普遍地到革命斗争中和社会生活中去经受锻炼。当时学校组织学生的活动有：
1.参加县区乡举行的各种大的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运动。例如，县委为悼念向忠发牺牲一周年（因他当时被捕到被杀害只隔两天时间，中央未掌握他已叛变，故通知各地举行悼念活动），我校师生到远隔30里的县委驻地渣津参加悼念大会，还声讨了国民党杀害我党领袖的罪行，一路上高唱着“工农们，来悼念，姐妹们，来悼念，悼念我们的领袖向忠发，去年六月牺牲了，国民党，罪不小……”
2.每逢重大纪念日、红军打了胜仗、党和苏维埃召开代表会等，学校把学生组成若干个宣传小组，深入到街道、屋场，进行简短的口头宣传，使当地群众受到革命教育。1931年11月，红十六军和红独立第三师在黄坊击溃敌刘夷独立第三十二旅的一个团。宣传小组便马上把这一胜利成果写出号外散发，还编成山歌，教群众唱。“红军打仗笑呵呵，步枪缴到四百多”的歌子，至今还在苏区流传。
3.红军路过或驻扎在学校附近时，学校就组织慰劳队去慰劳红军。女同学帮助红军洗衣、补衣服，男同学烧茶送水；宣传队在路头说快板、演短小精干的文明戏，例如《鲁胖子哭头》（伪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哭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头）、《送郎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等节目。同时，红军也把战利品送给我们。红独立第二师把在湖北崇阳大沙坪大捷缴获来的食盐和海带送了一担给学校，还派战斗英雄和首长给师生讲战斗故事。
4.坚持参加星期六的“共产主义劳动日”制度。在这一天里，我们要承担自己学校的劳动，如担粮、砍柴、种菜、修建膳厅和澡堂等等。这些项目中，要算担粮最繁重，往往要跑到二三十里外的乡苏维埃去。这是农民交来的累进谷，一般又储存在偏僻的山垄里，以防敌人抢劫。此外，还要为附近的红军家属耕地。学校在东山时，我记得曾去帮一户姓傅的红军家属栽红薯、耘禾。一位老太太看见去了20多个学生为她家劳动，顿时吓坏了，怕开支不了中饭，连忙拒绝，说她自己搞得了。何老师连忙向她解释清楚，学校会送中饭来，不会在老人家里吃。这一天，我们耘好了她家的3亩多早禾，栽完了1亩多的红薯，还从学校挑去几十担粪，为她家的庄稼上了一次肥料。老太太高高兴兴地给我们送了几次芝麻、豆子茶，临走时，还一再感谢我们。
5.站岗放哨，盘查坏人。那个时候，白区的挨户团除了夜晚来偷袭苏区外，白天也派来奸细，探听我方情报。我们经常协助赤卫队的哨卡，检查条子上方信号的真伪。有一次，“积庆团”派来3个探子，一个说是走亲戚，两个装成卖红茶。他们伪造的放行条上，划上的是我们过了时的信号。被查出后，我们就把他们揪送到九乡苏维埃。经过审讯，他们供认是匪团长樊理珍派来侦察苏区和列宁高小的，后来就被送到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处理了。
为了促进、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校组织有互学小组，三五人编在一起，互教互帮互学。还搞学习竞赛，以促进同学的学习进步。这种竞赛，有班级、小组、个人3种，成绩最好的是“飞机”，二等是“火车”，三等是“轮船”，落后的为“乌龟”。得“飞机”“火车”的奖一支铅笔或一个作业本子。到了傅家祠堂后，还搞过多次问答式的竞赛，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一个题目，跑完一个50丈圆圈的途中答对了的就取得优胜。
除了竞赛外，学校还用专题考试、小测验、写学习心得、作文比赛等方法来促进和鼓励同学的积极性。记得我的一篇作文《在暑假中的打算》写得较好，杨老师就写上“这样说，应当这样做，你很努力，我最希望”的鼓励批语。
三
学校设有各种组织机构，例如共青团、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后改为共产主义儿童团）在学校中建有支部、队部，还有学生委员会、生活委员会、列宁室等。这些组织，在办好学校、管理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学校团支部书记方坤，是个女同学，她不仅做团员的思想工作，还抓团外青年儿童的思想工作。有个通城籍的同学叫何水清，家里穷，没有衣服换，生了虱子，同学不愿同他坐在一桌。为此，何水清哭鼻子，不安心学习。方坤找何水清谈心，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到她弟弟（她弟弟方正，也在列宁高小读书）处拿来衣裤帮他替换，用开水泡过生了虱子的衣服，还发动同学每人凑两个铜板为他做了一身毛兰布的换洗衣裤。在她的帮助下，何水清的具体问题解决了，学习又积极起来了。
学生会的主席是平恢先，他未来学校之前就是一区儿童局的局长。这个主席，除了协助老师抓好学生的纪律教育和教学上的事外，半个月出一期墙报，发动学生投稿，办得很活跃，文图并茂。每逢纪念日，还出特刊。学生会办了个列宁室，学生在里面阅读书报、下棋、拉胡琴、猜迷语。不过那时的报刊很少，记得只有中央办的《红色中华》，省苏办的《战斗日报》《红旗小报》，县苏办的《工农报》（三日刊），还有《布尔什维克之路》《列宁青年》《列宁之路》等数种。这些学习材料，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生活委员会的主席是吴振华，他年纪最大，有十七八岁。这个学生勤快，愿带头，有组织能力。他的任务主要是帮助总务搞好学校的伙食。例如，种菜、打豆腐、养猪都派学生帮忙，每天还轮派两个同学帮厨，协助炊事员洗菜、淘米、抹桌子，做好菜饭。每个星期加一次餐，有时没有肉卖或没有钱买时，吴振华就带着同学下河捉鱼，以鱼代肉，来改善师生的生活。
四
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非常关心爱护同学。学校的学生年龄有大有小，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刚上十岁。学历也参差不齐，不是都有初小文化程度，甚至有的只读一二年私塾。旧社会的学堂，先生对待有缺点的学生，不是打板子，就夹手指，甚至还要跪砖头。我们来到列宁小学，看见老师还是心有余悸、十分敬畏的。马校长根据学生这一心理状态，在大小会上反复讲清废除打骂和师生平等的道理，还与全体老师分头下到寝室、膳厅、学习小组等处去接近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夏天帮学生放蚊帐，冬天帮盖被子。没有蚊帐的就搞来蒿草、野艾扎成把点燃闷烧驱蚊子。有病的给予及时治疗。有个叫徐理平的同学，只读过两年书，在写字时，把一个繁体“門”字写错了。他晓得错了后，吓得浑身打哆嗦，生怕老师打他。冷老师将他叫去让他坐下，先安定他的情绪，解除害怕心理，然后给他解释清楚：这个“門”是象形字，不论谁家的“門”，都是分两边上的，你这样的“門”不仅找不到，而且也不好看，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从这以后，徐理平写的字大有进步，在一小组竞赛上，还得了“火车奖”。记得还有个叫卢作林的同学，是个孤儿，烈士后代，他的父母在1930年就为革命牺牲了。由于失去了父母的爱抚和管教，这个学生性情很“野”，虽有上十岁，上唇还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身上经常沾满灰土，还喜欢打架骂人。何老师把卢作林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帮他抹鼻涕、换洗衣服，还把他带着一起睡，用浅显的比喻经常对他耐心教育。在何老师的关怀下，他改变原来不卫生、打架骂人的坏习惯，学习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有一次，卢伯魁的挨户团来偷袭学校。师生闻到枪声后，就慌忙往屋后的山上跑。马校长和老师们刚出后门，就想到是不是寝室里的学生全部跑了。他们忙返回去看，只见我和樊永康同学还在呼呼地睡，就忙抱起我俩冲出校门。挨户团团丁在后紧追不舍。为了摆脱敌人追赶，减少目标，马校长把身上穿的白褂边跑边脱下来，丢在另一条岔路上，将敌人引开。后来马校长和另外一个老师把我和樊永康抱进了路旁的灌木丛中。在树丛中我们还看到后面追赶的团丁在不停地骂道：“看到两个崽，一转弯就不见了！”另一个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凶相毕露地说：“要是让我追到了，还能过个杀人瘾，真可惜！”就这样，我和樊永康同学紧紧蜷缩在马校长和老师的胸前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列宁小学开办虽只有一年，但它在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等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至今在苏区人们的心中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学校停办以后，有许多年龄大一点的，都自动当红军去了，有的还被组织吸收为地方干部。有的同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杀头的风险，把当年学校的课本保存到解放以后。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我们一班老同学聚集在一起谈论当年列宁高小的亲密师生关系，谈论县委、县苏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谈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及严肃活泼欢快的学校民主生活和氛围时，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