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漱溟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负责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在学院的筹备与开办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主持的河南村治学院虽因中原大战而被迫终结，但其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关键词：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06-0005-04
河南村治学院创建于1930年1月， 其校址选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苏门山百泉乡，是由河南乡治运动领导人彭禹廷提议，在冯玉祥与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的。该学院由河南省政府设立，直接隶属于省政府，旨在研究乡治理论，培养乡村自治人才，发展当地的乡村自治事业，寻求“民族自救，振兴中国”之路。这所学校从筹备开学直至因中原大战被迫停办，前后只有一年，却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河南乃至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梁漱溟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负责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等具体工作，在学院的筹备、创办与教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背景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民国初年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环境下开展的，并且和当时河南社会的具体情况及梁漱溟本人的乡治理论与实践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国家陷入列强瓜分和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农村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时的中国凄凉萧瑟、腥风血雨，在全国陷入积贫积弱、千疮百孔与动荡不安的困境下，河南省亦无法幸免。彼时河南省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彭禹廷、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意识到河南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着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以求“乡村自救”，通过研究与寻求乡村“救穷”和“兴利”的办法，以求治本[1]，这无疑与梁漱溟的乡治理论不谋而合。基于对中国乡村衰败的高度关注和中国社会矛盾的独特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文化失调和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引起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必须从农村入手改造社会，进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实现民族自救。
理论上的契合使得梁漱溟欣然接受王鸿一等人的邀请，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掌管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而其乡治理论为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备与开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梁漱溟有着独特、丰富的乡村建设实践经历，他曾筹划曹州办学、广东乡治改革运动，为其主持河南村治学院、开展村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梁漱溟对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的贡献
梁漱溟接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后，学院的校址和人事安排都已确定，但各项筹备工作还未展开，梁漱溟到任后马上筹备学院的各项事宜，并在学院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制定河南村治学院办学宗旨及学则章程
梁漱溟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办学经验，在与梁仲华、王鸿一等人商量下，写成《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等件。[2]这三篇纲领性的文件是梁漱溟根据村治学院的旨趣及河南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乡治理论及先前曹州中学、重华书院、广州一中的教育实践经历悉心制定的，很好地阐释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宗旨与教育理念，是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中，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角度论述了从村治入手，以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必要性。“故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欲求进于组织，夫必有其着手处；则由村落以着手，自为其天然所不易。”[3]“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3]这表明，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梁漱溟以农村为着落点，从村治（1931年后改成乡村建设）入手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村治”主张已经基本成熟，同时，这也为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河南村治学院学则课程》对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学与管理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学院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及办学方式，为村治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学院的办学活动得以高效开展。
（二）接办《村治月刊》
除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外，梁漱溟还接替王鸿一主编《村治月刊》。他白天负责村治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晚上进行编刊，将老师和学生的文章相继刊出，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外，梁漱溟对编辑方针进行了修订，力图在思想和内容上扭转当时社会流行的盲目学习西方的心理，并阐析村治或乡村建设的设想，发表了《主编本刊之自白》、《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章。1930年6～7月间，梁漱溟写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发表于村治月刊2～4期（连载）。全文计九段：一、觉悟时机到了；二、所谓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三、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四、由中世到近世的转悷关键何在？五、中国人则怎样；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七、我们一向的错误；八、我们今后的新趋向；九、附志。[5]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的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与以前的自救运动相比较，具有本质的差异。以前的运动都是往西走，这一次则是往东走。梁漱溟与王鸿一等人一样，在原则上，反对欧化与俄化，根本否认欧洲近代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而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建立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
上述一系列从文化哲学、社会分析等角度研讨乡村建设问题的论文，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乡建派的领袖及代表。
三、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概况和终止原因
按照梁漱溟的规划，河南村治学院设立专门的教学部门，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教学机制。“本院教学，分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二部，并附办村长训练部、农林警察训练部、农业实习部等部。本院教学各部，置主任各一人，会同各学科教员，分任指导各该部学生作业事宜。”[1]农村组织训练部和农村师范部负责学院的主要教学工作，村长训练部、农林警察训练部及农业实习部起辅助教学作用。教学各部设主任一人，为各部的最高领导，负责各部的教学工作并与各科教员协作指导学生作业。此外，村治学院的教学各部职能与分工不同，“农村组织训练部，关于应办社会调查，巡回讲演，及各种乡村事业之改进运动， 农村师范部，在本院左近乡村应办之实验小学，及教育推广等事项”[1]。农村组织训练部注重开展社会式教育，从事各种乡村建设运动；农村师范部注重开展学校式教育，应办实验小学及教育推广。而教学各部组织及办事章程由各部自主制定，表明教学各部拥有较大的教学自主权，也彰显了河南村治教育实验科学、合理的教学机制。
村治学院培养的是乡村自治及服务人才，以推动河南省乡村自治事业的发展，因而学院的课程编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本院以造就实地服务人才为期，不能不从实际问题之具体研究入手，以开发学生应付环境解决问题之能力。而所有课程，皆为综括数部之规定，亦即此意，其或有当于时贤之所倡导，然固非浮慕时下风气也。”[1]河南村治学院开设的课程涉及农村经济问题、农村政治问题、乡村自卫常识与技能、乡村服务人才的精神陶冶以及农林知识技能等多方面内容 ，所有这些课程概不出：“（一）各种实际问题之讨论、研究及其实习试做；（二）为解决或应付实际问题所必要之知识技能之指授训练；（三）实际作事之精神陶炼”[1]。而从课程或专题名目、内容来看，河南村治学院的课程编制既有社会各领域的专门技术及文化知识，也包括乡村礼俗道德、精神伦理以及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尤其突出了农村社会特定生产组织及生活方式的现实需求，这与村治学院培养乡村自治人才，从农村入手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进而实现民族自救和振兴中国的办学宗旨是一致的。更为难得的是，梁漱溟除了负责设计河南村治学院的课程编制，还亲自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一直到学院因中原大战被迫终结。
在组织管理方面，梁漱溟起草的《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明确了院长、副院长及教务长等学院领导人的权责，“本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名，由省政府任命之。院长主持全院院务，副院长襄助院长处理院务，院长不在时，代理其职务。设教务长、总务长各一人，由院长聘任之。教务长商承院长、副院长，掌理教务事宜，总务长商承院长，副院长，掌理其他一切事宜”。[1]可见，河南村治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副院长协助总揽全局，梁漱溟作为教务长对院长和副院长负责，掌管学院的日常教务事宜。为保障村治学院的日常运作及院务的实施与执行，“村治学院设院务办公处，为全院中枢办事机关，以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合组之，督导事务人员分左列各股办事”[1]。此外，河南村治学院借鉴广东省立一中及国内其他学校的的做法，采用部主任制，河南村治学院置农村组织训练部主任、农村师范部主任、村长训练部主任、农林警察训练部主任各一人。于必要时，经院务会议议决，于部主任下，增置班主任，辅助部主任执行其职务。[1]各部主任除了负责教学任务外，主要担负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学生的身心活动、日常起居、思想性情等。依照规定，各部主任需亲自指导学生的身体训练和精神陶冶活动，负责组织学生聚会并与学生同起居共饮食，及时了解及体察学生的思想、习惯、性情以便更好地开展学生工作。综而论之，河南村治教育的开展得益于村治学院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而其管理机构与人员都十分精简，避免了机构冗杂的缺陷，从而提高了村治学院的行政管理效率。
河南村治学院在办学期间遇到很大阻力，饱受官府和土匪的欺压，其生存状况并不乐观。河南村治学院是经彭禹廷提议，在冯玉祥与韩复榘的支持下由河南省政府开办的，它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受教育厅管辖，因而在学院的办学过程中遭到教育厅和建设厅的阻挠，学院的工作进展很困难。教育厅多次在经费问题上为难河南村治学院，场地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加之村治学院对学生在学期间的学习与生活提供优待，如免费提供食宿、衣物等，这无疑加剧了村治学院的经费负担，为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埋下了重大隐患。此外，河南辉县当地的匪患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南村治学院。
以上所述经费与匪患问题加重了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的困难，但并不是其终结的主要原因。它终结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战败，韩复榘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河南村治学院失去了河南省政府的支持而无法继续维持。
四、河南村治学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理论走向成熟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其乡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曹州办学、广东乡治改革的成功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成功地将社会教育的内容融入村治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中，从而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开创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独特办学模式，对当时的乡村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是民国乡村教育一种典型的教育模式，亦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属于乡村教育，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兴办教育实现乡村自救，进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实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梁漱溟认为中国与欧美之不同，以为中国社会乃“村落社会”，要解决中国问题，必向三十万村落求之，故而办村治学院即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7]所以，梁漱溟等人开办河南村治学院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改造农村进而改造中国，实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尽管河南村治学院开办的时间不到一年，其自身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次尝试，也无法否定其在乡村教育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实践的重要尝试，制定了详细而独特的组织大纲和学则课程，它以培养乡村自治人才、发展乡村自治组织为目标，开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课程，涉及乡村自卫、农村经济、乡村自治及风俗改良等多方面内容，对于丰富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不受战争的冲击而继续开办下去，河南村治学院在提高当地村民的乡村自卫能力及文化素质，改善当地农村经济状况，促进农业发展，改造农村社会风尚，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还将发挥更进一步的作用。
此外，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实践的一次重要尝试，为梁漱溟日后开展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奠定了基础。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活动，其主要人员在起初也大都来自村治学院。梁漱溟、梁仲华、王炳程等人不仅是河南村治学院的灵魂人物，而且是山东邹平乡村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河南村治学院分别担任教务长、副院长和总务长职务，在开展村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开展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村治学院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梁漱溟自身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为其日后成为国内乡村建设事业的领袖打下坚定的基础，而且为当时的国内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借鉴，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二十辑）[Z].豫刊证字第16号，1986.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4]于天命.一代完人彭禹廷先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七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马东玉.梁漱溟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