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梦中之梦。
——爱伦·坡《梦中之梦》⑴
杨七郎打擂
杨七郎是杨继业的第七个儿子,在我年幼的记忆里,他是杨家将里最了不得的一个。
1966年春季的一个黄昏,我和他相识在一本纸张有些发黄的连环画里。那个时候他威风而潇洒,我看见东京街头的暮风吹拂着他黑色的长发。他满心好奇地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杨七郎对我说,今天街上为什么这样冷清?
宋朝的东京我见识过,那是《清明上河图》。你想一想,那样的街头为什么会冷清?可是那天下午确确实实是那样,杨将军在我的黄昏里直奔潘府设起的擂台而去。潘府的主人潘仁美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奸臣,就是在那个黄昏里,我们的帅哥杨七郎因为年轻气盛爱打抱不平,跳上擂台,三下五除二就把潘仁美的大公子潘豹打下台来,摔得七窍流血,在那年我的记忆里死去了。从此,我们那个乳臭未干少不更事的杨七郎,就给杨家埋下了祸根。那个时候我为杨七郎的英武而激动,一张又一张的画页翻完了,我不知道杨七郎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办法,我只有在昏暗的光线里,又重新翻了一遍那本纸张已经发黄的小人书:《杨七郎打擂》。
幼年时,我曾经许多次萌发一个强烈的愿望:渴望着在将来的某一天能成为一个小书摊的主人。那时我有一个老大的木盒子,高高的、宽宽的、扁扁的,打开之后它的容积增加一倍。盒子里钉着一根又一根木条,木条把盒子分成了像书架一样的长格子形状,在格子里摆满各种各样的小人书。那个大盒子就依靠在我们颍河镇剧院的灰色的墙壁下,盒子前面,再摆上几个小凳子。我一边随便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画书,一边等待着我顾客的光临。在柔和的光线里,顾客们一个个来到我的书摊前看书,之后留给我二分钱,然后,像个醉汉似地摇摇晃晃地离去了。我放下手中的画书,呆呆地看着他们在昏暗的光线里渐渐地走远。那个时候你拿起他们丢下的小人书,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混合了泥土味儿的汗气。在我们颍河镇,曾经有过几个这样的小书摊,但那书摊都不是我的。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些书摊主人的模样了,他们在我的记忆里都变成了一团灰色的影子。但那些小人书里的故事,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有一个夏季的上午,大哥要坐渡船到颍河的对岸去,然后再乘车到周口去找父亲。家父那个时候是我们镇供销社里的采购员,1962年、1963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整个淮阳县的用煤都是我父亲从漯河采购来的。那个时候父亲在我们那一带大名鼎鼎。但也就是那一段日子,给我父亲日后坎坷的命运埋下了伏笔。1966年的夏季,我父亲因为在四清运动中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被判了三年的徒刑,那一年,我的父亲步入了他人生的低谷。但是那一天,在我大哥过河去找父亲的时候,我们对后来要发生的事情都浑然不知。
我们无法预猜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像一片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浓雾,挡住了在今后的时光里我们要到达的某一个地方。未来是神秘的。
那个时候,我只是一心一意地闹着要坐船过河跟着大哥到周口去。颍河对岸那带莽莽的长堤,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更别说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那座城市了。大哥给我讲过许多有关周口的故事,颍河上的老洋桥、桥头的镇水铁牛、关帝庙……我很向往那个地方,他的那些讲述,更加引诱着我要跟着他一块去周口的渴望。那天下午我抱着大哥的腿,坐在镇子南门外的红石码头上不停地哭闹,我一定要他带我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去。大哥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对我许诺。他说,听话,等我回来,箱子里的画书随你看,好不好?我不同意,大哥又说,回来我一定给你买几本连环画,好不好?这下我同意了。但是大哥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承诺。那次他回来是买了连环画,可是,等他手里一有连环画,他就忘记了对我的承诺。他先在画册上写上孙方友三个字,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本应该属于我的小人书放进了他的画箱里。他的画箱里已经有了满满一箱子连环画,可他就是不让我看。他说,你会看个啥?他不让我看,我就哭。一哭,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吵大哥。母亲说,你买连环画不就是让看的吗?大哥说,他看不懂。母亲说,不看咋会懂?给他拿一本。大哥翻眼瞪我一下,嘴撅得能挂上一把水壶,在母亲的监督下,他只好打开箱子给我拿出来一本画书,可他当时难受的样子,就像谁要取他的命。我当时那个心里呀,真是个乐!
幼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大哥的画箱才是最神秘的,最令我向往的。我最初的读书活动就是从大哥的画箱里开始的,从那里,我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冲雪夜上梁山》、《崂山道士》、《杨七郎打擂》、《画中人》、《马兰花》、《济公斗蟋蟀》、《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真正的书我也是从大哥那里看到的。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在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帮槽。所谓帮槽,就是帮助生产队的饲养员打杂,挑水出粪铡草等等。等干完了这些,大哥才能挤出一些时间去看书。那个时候家里穷,一个冬天也洗不上一回澡。第二年夏天该穿单衣的时候,我的膝盖上就积了厚厚一层的黑灰。由于不卫生,我的头上就生了黄水疮。那种疮真是厉害,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起疮。母亲从医生那里求了单法,把树上的槐豆打下来,放在蒜臼里杵成泥,用香油配成药。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大哥往我往头上抹药。因为他等着看书,就抹得很不耐烦,三下五除二就抹完了,拿帽子往我头上一戴,抡起巴撑照我头上就是一下子,痛得我抱着头在屋里直叫喊。母亲从外边进来了,大哥就笑着说,吃木了,吃木了。一边就拿着书本逃走了。往后去我就不愿让他给我抹药了,那时他心里有多得意呀,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看书了。那个时候我一放学就往牲口屋里跑,趁他干活的时候,偷着把他看的书找出来瞅两眼。大哥一看我拿他的书,就急了,他说,放下。我就把书藏在身后,我说,我看看咋了?大哥说,你看不懂。我说,你咋知道我看不懂?大哥怕我把书给他弄坏了,就只好向我妥协。他说,好好,你给我念两段,要是念下来了我就让你看。我一听大哥这样说,我就高兴得要死。
那一天大哥看的是《平原枪声》,我兴高采烈地翻开那本书,看了大哥一眼,然后我读到: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还没等我读完,大哥就呵呵地笑起来,他把自己的腰都笑弯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哥,他的笑声使我心虚。他笑完之后伸手把书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学着我的腔调说: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那一年我十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的原文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后来,我就把这段往事写进了《红房间》里,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上。
现在我坐在窗前,想象着故乡那被冰雪覆盖着的颍河,回想着童年的往事,真的十分怀念那些坐在街头黄昏的光线里看小人书的时光。能拥有一个小小的书摊,坐在颍河镇剧院高大的墙壁下,一本接一本地看着小人书,那是一个多么幸福又令人向往的事情呀!可是,最终我也没能实现我的梦想,我只是像别的孩子一样手里攥着二分钱,跑到别人的书摊上去看小人书。但那本《杨七郎打擂》,我不是在街头的书摊前看的,那是我从我大哥的书箱里偷出来的。
1966年春季的一天,我小偷一样弄开了大哥的书箱,偷出了那本《杨七郎打擂》。我躲在颍河岸边的一个柳丛中,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个长发飘飘的杨七郎,像风吹树叶一样旋上了擂台,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头上突然挨了一巴掌,我抬起头,在惊恐之中看到了大哥那张愤怒的面孔,他从我的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画书,理也不理我,转身离开了,他把我一个人丢在黄昏的河道里。我一个人坐在柳丛的沙地里发呆,一只张满了风的帆船,从我面前的河道里驶过去,水浪不停地敲打着船舷。
在后来的岁月里,那水浪击打船舷的声音似乎就隐藏在我的耳边,每当我孤独和寂寞的时候,那水浪击打船舷的声音就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197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放学回家,看到院子里来了许多陌生人,他们正在抄我们的家。本来父亲的问题已经定性,他也因此到黄泛区的农场里去劳改了三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三反的时候,父亲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提起,那些来抄家的人,把我家那两间房子的角角落落都翻遍了。母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哭泣,可是那些抄家的人全然不顾,他们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都装上了车,就连几根准备盖房用的檩条也不放过。而最让我心疼的是大哥的那一箱子画书,他们连同大哥的画箱子一块儿抄走了。
后来有一天,和我同班的一个姓袁的同学,拿着那本《杨七郎打擂》在班里炫耀,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我大哥的画书,我说,那是我的画书。那姓袁的小子说,你的画书?你的画书怎么会在我的手里?我说,那上面有我大哥的名字。那小子说,有你大哥的名字也不是你的画书,不信你叫个试试,看它答应不答应?那个姓袁的小子比我大两岁,个头也比我高,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一丝畏惧,只有仇恨。我咬牙切齿地说,把画书还给我!那个姓袁的小子说,有种你来拿。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长发飘飘的杨七郎,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把身子一闪,又伸出一只脚,我倒下去,嘴巴撞在讲台边上的石块上,门牙都给磕掉了,满嘴是血……
现在,我常常逛书店,可是,已经很少看到书架上有连环画出售了。我十分怀念那个属于我的小人书的童年时代,那些连环画不但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也给了我人生的启蒙。现在,我十分想再看一看那本纸张已经发黄的《杨七郎打擂》,但我知道,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书的诱惑
你还记得县城街道两边那些带出厦的小阁楼吗?
是的,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来,只要我轻轻地闭上眼睛,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小阁楼,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你看,那些灰色的墙壁和灰色的瓦顶,那当街朱红色的栅子门,出厦前那些同样被漆成朱红色,身体裂着深深的纹路的明柱。是的,由于那些明柱常常会被用大红纸书写的标语而覆盖,所以,明柱上的那些被风吹裂出来的深沟似的木纹,往往也被行人所忽视。你看到那些生长在房顶瓦楞里的青色的瓦松了吗?一丛又一丛,阴雨的日子里,那些成片的瓦松就像海水下面的珊瑚丛,风吹过来,一波一波地荡漾。雨水顺着瓦垄流下来,在空中流成白白的一线,落到地上,就变成哗哗的声音了。
1979年的深秋,我常常在雨水里沿着那些狭窄的街道奔跑。
在印象里,我怎么总是在阴冷的秋雨里奔跑呢?充满阳光的日子肯定是有过的,可是那样的时光总是被淅淅沥沥的秋雨所代替。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老是处在忧郁情绪之中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那淅淅沥沥的秋雨是不是那种贴在明柱上能改变情绪的类似大红标语一样的东西,但那雨真的很清晰地就留在了我的大脑皮层里。每当记忆一回到那年的深秋,我就能看到自己在秋雨里奔跑,我要到县图书馆里去。
县图书馆的借阅室,设在城里那条最为繁华的街道路西边的一所带出厦的阁楼的底层。印象里,管借阅的是一个女性,说她是一个女性,是因为现在我确实记不起来她的模样和面孔,她是一个姑娘,还是一个小媳妇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却能清楚地记起,那一排长长的书架。就是在那排靠南墙放着的长长的书架上,我见到了刚刚创刊的《当代》,还有创刊不久的《十月》。一本是蓝色,一本是藏青色的,两本气势非凡的杂志,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我何时见过这样漂亮的刊物?
我押上一块钱,借了一本1979年第1期的《十月》。那上面有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有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有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有黄宗英的《大雁情》,还有电影剧本《瞎子阿炳》。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坐在光线灰暗的窗子前,听着从街道里传来的哗哗的雨水声,我心里恐慌不安,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占有那本杂志的欲望,我在紧张地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把那本杂志带出阅览室。我一次又一次地偷偷地看着,那个在我后来的记忆里面容模糊的图书管理员。机会终于来了,在暗淡的光线里,她提起茶瓶,打开一扇门,到后面的院子里去了。是的,我就是趁着那个机会,把那本杂志揣在衣服里,然后匆忙地走出门,一出门,我就在雨水里拼命地奔跑起来。
在那个秋日的雨天里,我花了一块钱租了一本杂志,然后像个小偷一样把那本杂志占为了己有。我知道那个时候一块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我两天的饭钱。1979年的时候,我正在淮阳师范读书,学的是绘画,但我却爱上了写作。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雨天里——恰巧,又是一个雨天,或许,这就是我在那个记忆的深秋里,常常在雨水里奔跑的原因——我心惊肉跳地,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县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偷”走了《当代》的创刊号。在那本刊物上,我看到了萧乾的散文《未带地图的旅人》和郭因的《艺廊思絮》。
后来,每当我走到县图书馆门口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做贼的恐慌。我再也没有勇气,走进给我留下了无限向往的那所墙壁上涂满了白灰的阁楼里,但是,阅览室里那两排长长的书架却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同时,留在我脑子里的,还有盖在杂志扉页上的那两枚椭圆形的紫色的藏书章。好在那个时候县新华书店里还出售新的刊物,那年的冬天,我勒紧了肚子又陆陆续续地买了一些别的刊物。譬如那一年另外两期的《十月》,还的其他的大型文学刊物,比如《清明》、《新苑》、《红岩》等等。在那些刊物上,我又读到了白桦后来受到批判的电影剧本《苦恋》,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艾青的组诗《蓝色的多瑙河》。
在那些刊物当中,我还是比较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在《新文学史料》里,我看到了一些作家有关现当代作家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回忆文章。茅盾、吴祖光、陈学昭、王西彦、夏衍、郑振铎、老舍、郭沫若、黄谷柳、萧军……看一看这些名字,你就会知道,这对一个从乡下走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是一种怎样的冲击。就像一个被抛进了大海里的人,我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沉浮,我拼命地游着又找不到堤岸。在颍河岸边那个偏僻的小镇里,在那块黄土地上,我怎么会知道在过去的中国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但是,在那年冬季里,我所看到的几册《新文学史料》,并不是在县新华书店里买来的,而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阅览室里看到的。
淮阳师范的图书阅览室,在教学楼三层的最东头,和我们的画室一壁之隔。这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呀!我每天的晚自习,几乎都是在那所宽大的阅览室里度过的。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文学期刊,我都能在那里看到:《文艺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作品》、《广西文学》、《安徽文学》、《诗刊》、《山东文学》、《奔流》……真是数不胜数。在乡下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见到过这样的刊物?那个时候,在我的书架上都放着一些什么书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材料,革命大批判材料,毛泽东的雄文四卷,还有一些我从我高中同学那里搜来的旧书,其中几本是1956年的《电影文学》。
那几本《电影文学》是我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那个同学姓马,回民,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当年曾经在县一中上过学,因为我在那几本刊物上,看到过那个学校的紫色的藏书章。你看,又是紫色,紫色是我生活当中最为喜爱的一种颜色,这种喜爱的根源,就来自于那些印在纸页上的紫色藏书章。有时候,我无缘无故地就会对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孩子产生好感,或许,这同那些紫色的藏书章有关。
那个冬天,我在阅览室里度过了一些寒冷的时光。阅览室里的管理员,是一个瘦瘦的,高高的,精神有些迷惘的中年人,他常常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打盹。或许就是因为他的沉迷,让一个魔鬼钻进了我的脑海里,那个魔鬼指使我,把一本又一本杂志悄悄地掖进腰带里,然后拉平身上的棉袄,偷偷地带出去,在那个冬天里,我着魔似的想把阅览室里所有的文学期刊,每样都偷出来一本。你看,上面这句话里的那个“偷”字,我没有用引号把它引起来,因为我的行为真的已经构成了盗窃,而我却浑然不知。在那些日子里,我有一种无名的兴奋和紧张,我一次又一次地用同样的方法,把我喜爱的刊物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眼皮底下带出来。那一年,我偷出了胆子。在没人的时候,我竟然跑到中文系同学的寝室里偷了人家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
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没人的时候,我就把那丑陋的行径掂到阳光下亮一亮。我不知道在心里忏悔了多少次,可是,我却把写在扉页上的名字撕掉了,我再也找不到我那个丢书的校友了。如果现在上帝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一定会设法找到他,买一套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送到他的手上,以求得他的宽恕。当然,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它常常使我感到内疚,我在心里谴责自己,那些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往事,常常使我感到不安。
我说不清那个时候是什么力量,迫使我做出那样的错事,难道那就是书对一个从农村来的还没有吃过饱饭的青年的诱惑?在谴责之后,我只能用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我知道,那些汹涌而来的文字,像烈火一样灼烧着我年轻的头脑和心脏,那些热量积存在我的骨骼里,积存在我的血液里。
那段日子盲目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写作,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书的孤本
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时候,我积累了十几本记事的本子。
我把那些本子装订成书籍的模样,自己设计封面,封底上有定价,环衬上还有版权页。那些“书”大多都是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偷天集》、《域外三日》、《裸体集》、《味精》、《佐料》、《梦》等等。
但那绝对都是世间仅存的孤本。
1980年的七月,我在淮阳师范学习了两年之后,毕业分回了故乡的小学,从此,开始了我在那里长达十一年的教师生涯。最初的半年,我到离我们镇六里路的阎庄中学去实习,因为学校里没有住室,我就被安排在和学校一墙之隔的农户家。学校没有食堂,我就一个人生炉子。同时带在我身边的,还有一个篮球和一箱子书。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要沿着乡间的小路,回到镇上去。在我进城读书之前,我已经在镇上待了二十多年,加上后来的十一年,我一直在那儿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真不是一个小数字,现在想起来,我还会生出许多的感慨来。
宁静寂寞而孤独的乡村生活,几乎融化了我的半个人生。我对那里的一切,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砖一片瓦,一条腥臭的小水沟,邻居一句恶毒的咒骂声,我都是那样的熟悉。我知道那是我的哪一块骨骼,是我的哪一滴血液。有时,我躺在家中二层的小楼上,从街上走过的人说一句话,或者咳嗽一声,或者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他是谁,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得出来。街上有一条狗,哒哒地从墙根旁溜过,又在路边的老槐树上尿一泡,我也能认出那是张三或者李四家的狗。
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镇子,太多的民间传说像夏日的地气一样,在阳光里不停地摇晃,就像一些不散的灵魂,常常聚在你的身边,你赶都赶不走。当然,那里也经历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经历过的一切,每一次的政治风云,都会像海水一样从远方汹涌而来,把她淹没。一丝又一丝的人生苦难,浸透了她的每一个毛孔,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涂满了她身体上的每一片空间。邪恶像脓疮一样在那里生长并成熟,欲望像春天里的花朵一样在那里开放,我几乎能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去剖开她身体上的每一片肌肉。这就是我熟悉的镇子,这就是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颍河镇。
但在出现在小说里之前,这个镇子最初先来到了我的那些自费出版的图书里。我在那些书里,记下了我最初的感受,记下了在那里发生的,我所见到过的和听说过的许多事情。后来,那些大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我的小说处女作《画像》的草稿,就记录在《偷天集》里。
是的,我在那个乡间中学里度过了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那些笔记,开始写作那些书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孤独,在寂静的乡路上,我有时走得更远一些,有时到那条河边去,走到那条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颍河边去。沿着那条河,我可以回到那个镇子里去。那个时候,镇子里还住着另外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个人就是我大哥孙方友。我常常渴望着回到那里去,和大哥进行一些交谈。和大哥交谈,会给我增加一些写作的勇气,我把那些勇气化成小说寄出去。你知道,那个时候往外投稿不要钱,都是邮资自付。我一直投稿,不停地投稿,我把我投出去的稿子都记在一个本子上。
1983年即将消亡的最后岁月里,我接到了来自有着神秘诱人的泼水节的故乡的邻里之邦,那座闻名于世的锡都的小小的信笺。那信笺,带给了我一阵亚热带森林里的春风,我闻到了香蕉菠萝的香味。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冬天是寒冷的,我和那位老人居住的院子是寒冷的。那位终日坐在阳光里晒太阳的雕刻一般的老人,带给我一种人生的忧虑。我在阳光下为他画像。他像一台零件老化的机器,在我的感觉里喘息。他当年高大的身体,如今像干皱的胡萝卜,他望着树梢上那片没有来得及飘落就被树枝刺穿了胸膛的枯叶沉思。三年胡宗南手下的少尉排长,四年华山寺院里的木匠,二十年的公社社员,七十九年的岁月,在他咳嗽的一瞬间完成。日子无处可寻,今天就是今天,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只有苍老的太阳苍老的风。日子像从他刨子里刨出来的刨花,而后又被热烈的火所燃尽。
我在他忧虑的笼罩下,等待着刊载我处女作的杂志的到来,然而她不理解一个文学青年的心,迟迟不肯前来与我相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看护着病重的老人,吊针里的液体像一滴一滴地注入了我的心脏。我时刻等待着那阳光升起来穿透我的忧虑。
1984年元月下旬的某日,大哥孙方友来到了我的住所。他给我带来了一份一位名叫阿坚的女士从花城广州寄来的两张《南风》文学报。那一期的《南风》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画像》的小说,作者署名墨白,出版日期是1984年元月15日。但使我有些不快的是,为《画像》插图的梁荣先生,没有弄清文中描写的是北方农村冬天里的故事,他让我的主人公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衬衫,可这已经够让人高兴的了。
当我披着一身阳光走进老人的病房时,他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刚刚结束了漫长的人生旅途。这不是小说,但这种巧合很难使人信服。然而,这是事实。
在安葬这位老人的时候,我把这篇《画像》当作一篇悼词对众人读了。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虚构的悼词。然而,这悼词却使我终身难忘。我为一位平凡的老人写了一篇祭文,这祭文将影响我的一生。
后来,我数了数我的投稿记录,这篇处女作,是我投稿生涯中的第二百九十六封。而声称在一月十五日出版刊登我小说《远行》的《个旧文艺》,因为某种政治原因,在三月初才来到了我的手里。那时,先前我闻到的那股香蕉菠萝的香味,早已散发殆尽。
(1):曹明伦译,《爱伦·坡精品集》P65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作者简介:
墨白,当代小说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时光》、《欲望与恐惧》、《裸奔的年代》《来访的陌生人》等多部;中篇小说《告密者》、《幽玄之门》、《讨债者》、《航行与梦想》、《风车》、《局部麻醉》、《白色病室》、《错误之境》、《光荣院》《隔壁的声音》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说《失踪》、《街道》七十余篇;出版有小说集《孤独者》《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雨中的墓园》《精神病患者》《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等多种。有作品译成英文、俄文或收入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