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贵堂（1891—1962），他从一介草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实习生，一步一个脚印成功登顶，直至做到那一行的翘楚，演绎了一段海关传奇，被毛泽东直呼为“丁海关”。
抗日募救
丁贵堂字荣阶。荣华富贵，登堂上阶，从他的名和字，不难看出，这个东北的耕读农家对小丁贵堂寄寓着怎样的希望。尤其是丁的祖父，特别疼爱他这个聪明好学的孙子，下定决心，集全家的收入送他去读书。
1912年，21岁的丁贵堂如愿考上了北京税务专科学校。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海关专门人才的学校，每年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地统一招考学员，“课程设置近似商科或外贸专业，只到三、四年级才讲授涉及海关专业的验估学与化验课。旧中国海关长期被帝国主义所把持，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表现之一是，规定对内行文、对外布告及接收申报单据等都采用英文，反映到税专，从入学考试到课堂讲授及实习期间的口笔试，也概用英语”。
进了税专，丁贵堂的命运，便与海关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37年7月28日，上海。这一天的《新闻报》上，刊出了一则《征募救国捐宣言》。寥寥数语，可谓言简意赅，默默诵读，顿觉荡气回肠。
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古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
就在“福星”号海关缉私母舰遭受厄运的当口，丁贵堂极其钦佩抗战将士的忠勇爱国，同情战区难民流离失所，将节衣缩食的所有储存5万元，全数捐出。
民族大义
此乃海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华员大团结！无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上海施行残酷的清共暴行，使海关华员联合会的行动大受限制。总税务司易纨士趁机“把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逐一调赴边远各关”，联合会遂昙花一现。
如今，救亡图存的共同使命，再次唤醒了上自海关华员中的最高职务者丁贵堂，下到刚刚工作的实习关员。
淞沪战事发生在上海市郊，虽然黄浦江北岸的炮声清晰可闻，但租界还是“马路上灯红酒绿，无线电台仍然播放着轻柔温馨的夜曲”。
丁贵堂哪里有心情欣赏音乐，战火仿佛烧在他的心里。
十九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它的给养和弹药补充很差，当丁贵堂从收音机里第一时间得知，这支英勇骁战的抗日部队“配备欠缺，尤乏运输工具等军需品”，于是决定临时就地筹款，以解燃眉之急。但极富前瞻性的丁贵堂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同时敏锐地意识到，日寇蓄意侵略，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所以必须未雨绸缪，预筹款项，以应不时之需。“一旦国家有事，可以集中力量随时捐输”。
一个构想迅速成形并付诸实施，丁贵堂通电全国海关，发起组织爱国捐运动，“以各关华员薪给按月扣缴百分之五，以二年为期”，得到各关华员的一致响应。爱国捐收支保管的任务既繁且重，是个苦差使，而且还必须集中管理，但丁贵堂不辞劳苦，组建了以他为主席的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并呈奉总税务司核准，通令各关税务司转饬所属华员自动捐输。这项义举有效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军队，充分显示了丁贵堂不凡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才干。
不久，“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总算“复辟”成功，也给了日本人假借“伪满”名义劫夺东北海关的机会。国民政府作了周详考虑之后，决定封关，移地征税。梅乐和（总税务司）却一心准备妥协，以换取总税务司署对东北海关的行政管辖权。他向国民政府建议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并默认“伪满”的存在。1932年3月17日，梅乐和派丁贵堂前往东北，就东北海关地位问题与“伪满”代表进行非正式谈判。“伪满”对梅乐和的方案并不满足，只承诺表面上暂时维持东北海关现状。实际上，日本夺取东北海关、截留税款的决心已定，并从6月份起“以高压手段驱逐各关税务司”，开始强行接管。在丁贵堂曾经任帮办的安东关，反抗尤烈，“遂有更多警察（皆日本人）持来福枪上刺刀，入室包围税务司签押桌。税务司不得不屈服于武力”。
至9月，东北各海关一个接一个沦于日伪之手。至此，国民政府对东三省海关的行政主权彻底丧失。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与侵略者的讨价还价都是与虎谋皮，丁贵堂的努力，只能是付诸东流。但他的干练，却为他带来“升”机无限。
梅乐和请假回国后，其职由总务科税务司罗福德代理，丁贵堂随即升任总务科税务司。在总税务司署下设的机构中，总务科是最为重要的科，“总务科税务司协助总税务司处理关务，并且在总税务司请假或外出时代理总税务司职务”。此要职一向由英美人充任，中国人荣膺此职，又是以丁贵堂为最先。在引以为豪的同时，丁贵堂也发表了清醒的见地：“堂自入关以来，历蒙各长官特予超擢，诚不敢谓有何功绩有以致此，然堂平素遇事勇于负责，为海关争主权为华员争地位，得以见知于上峰或亦为其主因也。”
直到1937年7月，卢沟烽火点燃了“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别看丁贵堂官越做越大，但他毕竟是拿薪水的人，能倾其所有，将辛苦积攒的家底都捐献出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他的感召下，海关华员捐钱捐物，踊跃异常。不过，丁贵堂的确有先见之明。与此时上海滩大佬杜月笙在《新闻报》上倡导的“救国捐”相比，他发起的“爱国捐”整整提早了五年！
10月底，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决定“移驻重庆”，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率领下，军政机关纷纷后撤。
在南京军政机关大撤退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同属国民政府行政机关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却例外地留驻在了上海公共租界。这又是为什么呢？
护关运动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上海租界沦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日帝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凶焰愈演愈烈。梅乐和为了所谓海关完整，制定了中日开战时中国海关“中立”的原则，决计把总税务司署留驻公共租界，以便以中立姿态对日占区海关进行统辖。
南京国民政府已是“逃难的政府”，也还在幻想总税务司署能在英美列强的庇护下，对沦陷区中国海关拥有主权。因此一再密令梅乐和坚守岗位并转饬各关关员暂行忍耐，以保持关政之完整。但随着沦陷区的天津、青岛海关相继挂上五色旗，上海的江海关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38年4月28日，上海《大美晨报》刊载了这样一则来自东京的消息：英国政府在美、法两国政府的支持和国民政府的默认下，同日本政府商讨上海江海关问题。由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主要内容是：
（1）伪南京维新政府财政部接收江海关，任命海关监督。（2）把原由英国上海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改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保管。（3）关税收入保证偿还外债。
这实在是一桩肮脏的卑鄙的交易！为保全自身的利益，英国公然以海关主权者的地位，与日本私下签订了这样一个非法协定，出卖了中国海关！
不久，有关伪南京维新政府委派汉奸李建南任江海关监督，以及日军要劫持江海关税款并在江海关悬挂伪旗等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
消息传到江海关，绝大部分关员都非常愤慨，坚决反对在江海关悬挂伪旗。丁贵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思想有所触动，但受地位限制，表面上埋头工作，不表态，但内心是反对的。
果然，“李建南于接到伪汪政权的‘江海关监督委任状’后，即于5月6日晨偕同日本驻沪副领事、监督署科长、日籍便衣探捕三人及工部局日籍警士数人赴江海关，先见该关日籍高级职员，旋由该日人介绍与税务司罗福德晤面，并告以海关已由新政府接收。江海关从此‘易帜’。”
江海关爱国华员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海关内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关两千多职工于5月7日举行罢工，发表《抗日护关宣言》，疾呼曰：“同人等身为公务人员，素沐政府优遇。际此伟大时期，对于违反国家民族利益之伪组织，誓承以往光荣奋斗历史，决不合作。而于国家税款存于正金银行，尤所反对！”成立全体华员护关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护关运动。丁贵堂虽不方便抛头露面，但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日伪当局惊慌之余，伺机进行镇压。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根据当时形势和上级指示，中共海关党支部决定说服群众，于9日停止罢工。
但是，犹如地底的岩浆冲破束缚，华员们高涨的爱国热情难以遏制，发誓要将维护海关主权进行到底。群情越是汹涌，丁贵堂越是不安。
5月8日晨，丁贵堂亲赴江海关全体华员会议现场致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海关是政府机关，与航商关系颇巨。在海关服务人员未获政府命令，不能擅离职守，免使各方遭受影响，而为他人所借口，故望星期一起照常工作。”由于丁贵堂深孚众望，大家对丁所示意见表示接受。有理由相信这是丁贵堂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初次合作，为他十年后的弃暗投明埋下了伏笔。
护关运动时间虽短，但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气焰，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国。之后，丁贵堂虽身处沦陷区海关，却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时时刻刻尽最大所能支援抗日。在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军费短缺时，他动员海关职员，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3万余元捐助，尽绵薄之力。
弃暗投明
1948年的秋天，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蒋介石开始计划向台湾撤退。此前，通过发行金圆券，社会各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狠狠敲了一笔。搜刮到的金银，据说价值2亿美元。
12月1日午夜时分，一位下榻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的英国记者正临窗而立，伴着黄浦江的潮声，思索着有关中国时局的种种传闻。他忽然看见有一队挑夫，两人一组，抬着沉重的箱子，从中央银行大楼方向横穿马路，一步步挪向黄浦江边的海关缉私巡逻舰。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他判断如此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的必定是黄金，于是大胆地向伦敦发出一条电讯：中国的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夜幕下的黄浦码头，究竟蕴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如果英国记者真有一双慧眼，那么，这些沾染着民众血汗的黄金又将会运向哪里？事隔多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银行档案里披露的一则史料，给出了答案。
谨密呈者：
上周据台处沈代表祖同来局密洽，已奉钧座密谕，向职局接洽移动库存准备金项下之一部分黄金至台北存储，当经面请钧座核示移动办法。……
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
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
这份密档表明，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奉蒋介石之命，从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搬出库存黄金，送上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海星”号海关缉私舰，在海军“美朋”号登陆舰的护送下驶往台湾。与此相印证的是，美籍总税务司李度也曾著文回忆：国民党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年末，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作为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当然知悉这一绝密行动。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他更清楚这一掏空国库之举意味着什么！而知道这个秘密却无力阻止，那种滋味，像锋利的刀锋，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他的良心。随着黄金运台这一偷天大盗剧目的上演，他对这个服务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此时，淮海战役业已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海关人员也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唯其马首是瞻。
经过深思熟虑，丁贵堂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其时在《华商报》工作的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据夏衍回忆：
1948年冬，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丁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陈琼瓒说：江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还有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
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李度（美籍总税务司）逃离上海后，“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手里，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了”。中共上海局指示丁贵堂，让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借口，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不要让贵重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并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并敦促李度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面对国民政府速速去台的紧急通知，他表面上敷衍，虚与委蛇，暗地里与中共地下党代表正式接洽。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几次命令丁贵堂将当时远东最大最好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开往台湾，但丁贵堂却拒不从命，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汤司令十分恼怒，曾下令将其逮捕，终因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恩伯没有来得及对丁进行军法处置便逃之夭夭了。
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30分，江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江海关钟楼上也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荡气回肠，敲响了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的丧钟！
在上海人民和广大海关工作人员的拥护支持下，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还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起义，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密档和一笔可观的库存，还留住了许许多多富有经验的海关干部职工，功莫大焉。
自1859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掌控中国海关的五任总税务司为四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佬。中国的国门不是中国人看守，而是外国人把持。如今，失落了九十多年的国门钥匙，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
新中国成立后，海关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丁贵堂被任命为海关总署第一任副署长，以后还担任海关管理局局长等要职，殚精竭虑，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
因成绩卓著，当丁贵堂“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丁海关’。这个称呼，很确切也很形象。”